后记（第2/3页）

战争与革命，革命与战争，如影随形。“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的思考，值得我们注意。

解放战争，又是2500万人的伤亡。如果再往上追溯，辛亥革命后，军阀蜂起，北伐战争有多少人伤亡，换来的国民党政权与清廷相比有多大的进步？中国近代，每一次的政治进步都经历了暴力和流血，重新建立的政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政治文明，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国情强迫我们实行某种体制，体制的不完善又导致革命的发生，革命带来的可能不是长治久安的新体制，而是历史的倒退，并伴随着大量的暴力冲突、社会动荡和人员伤亡。革命的结果如果没有比旧制度更加完善的新体制，这样的革命有何意义？

通过研读战争史，我知道了抗美援朝战争。南方老兵在零下40摄氏度的雪地里作战，有些人第二天早晨就被冻成了冰雕。为了不暴露目标，战士被敌人的燃烧弹烧着了，直至把自己烧死也一动不动，不能让战友蒙受牺牲。这些情节让我震撼。同样是血肉之躯，他们有着怎样的钢铁意志，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为了信念敢于献身？又是什么样的利益和信念，使他们觉得牺牲是值得的、光荣的？

通过研读战争史，我知道了美军战俘营伤天害理的甄别事件和一些战俘被迫押送到台湾的经历。如果不是亲眼看见眼前的这位老人身上被刺下的“杀猪拔毛”等恶劣的口号，我不会相信人类为了意识形态之争，会干出这样灭绝人性的事情。

无论是全球两大阵营的争端，还是一个国家内部党派之间的较量，都是源于价值分歧和利益争夺。如果没有人性的善良、着眼全球人类的胸怀以及对不同价值的宽容作为解决政治争端的基础，作为政治家的人格基础，那么这样的价值和利益就是片面的、狭隘的，人性可能就有滑向恶的危险。如果是普通人之间，就是一场冲突而已；但在政治家的决策下，就有可能把一部分人推向战争，同时也给另外国家的人民带来战争的伤痛，给另外的社会群体带来灾难。战争是邪恶的，尤其要警惕那些在漂亮的口号下进行的战争，特别是“国家”、“解放”、“革命”、“民主”这些引发非理性激情的美丽字眼带来的暴力危险，释放恶的巨大能量，这些能量只能带来毁坏，并不一定会带来富有进步的重建。砸烂一个旧世界，难道就一定能建立一个超越旧世界的新世界？

所以，真正的进步可能不是轰轰烈烈，政治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应该始终处在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中，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避免大规模的冲突和暴力，每一个社会成员才有真正的安全。

回顾20世纪从30年代到90年代的战争和冲突，透过那些貌似正常的决策和让众多人卷入的重大历史事件，我看到了魔幻和荒诞不经以及非理性的行为。每一次战争都以国家的利益或国家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行，像梁草这样的普通士兵被抛入历史旋涡中，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无论是日本士兵、中国士兵，还是美国士兵、联合国军士兵，无论是为了“构建大东亚共荣圈”，为了日本的利益、美国的利益还是苏联的利益，每一个漂亮的口号都可能把千千万万的小人物推向死亡边缘，把千千万万的母亲推向痛苦深渊，把千千万万的家庭推向骨肉分离的惨境。社会与个人，道义与生命，国与家，在我的脑中纠结。我在困惑之余，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奈和悲凉。英国近代思想家霍布斯曾说：“一个人的最高义务即在安守其职责，作为国家的好公民。”“人所有的一切价值，一切精神的实在只能经由国家而有之。”“国家”一词在全世界畅通无阻，似乎一旦有“国家”的光环，就占领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就有振臂一呼的理由，就有慷慨赴死的价值。那么，生命呢？生存的权利对每个生命是平等的。不管是哪国人，也不管是作决策的政治家还是山里的普通农民。

人类建立了国家体制，而国家体制对人的伤害，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体验到。村上春树曾说：“更深一层来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本书的主人公梁草的命运，也是每一个人在国家和时代中的必然命运。每个人都是一棵草，一棵低贱的草，也是一棵顽强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