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感谢西北（第2/3页）

我也不知道。

还有，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了一种兵器，那种兵器名字叫戈。它们在展厅里排了几十米。那兵器一下子打动了我。我记得我用了近3个小时，站在它们面前。仅仅只为了与它们对视。

还有，1993年5月15日，在镍都金昌市，我第一次遇到传说中的沙暴，那种几乎夺去我性命的巨大沙暴，让我永生难以忘记。这次经历后来我写成了一篇特写，《金昌不见了》，发在《中国青年报》头条。它们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写的真正的新闻。

还有，我的老连长，一位把军人职业当成个人使命和理想的职业军人，却因为不懂生活至今未婚。他是个军队上的精英，但很不幸，同时也是生活的弱者。

还有，军人在这个时代的尴尬。军人在经济大潮中的另外生存状态。没有战争的寂寞，边缘地理心理和经济的偏远，留给他们的不仅是失落。这就是我身边的军人和西北。我做为被们的一员，与他们共同历经着这样的时代。

这就是西北留给我的印象。它们琐碎但却真实。它们令人叹息却又让人尊敬。它们只属于我。但我却从来没想过，它们缓慢地积淀成了一堆火药，只待有人点燃。

情况也常常就是这样，有时候，自己身上的潜质竟必须要另外的人来发现。这就如打井，自己的潜质只藏在地下的深处，好的编辑犹如好的打井师，一眼就可以看到藏匿极深的地下水。有时候编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肯定与否，竟注定了一部作品的成长或消亡。这本书最初的起源，并与现在的样子无关。是1993年3月，我接到刘增新老师的电话，约我去兰州汇报关于写作长篇的设想。我当时正热衷于散文和诗。对于长篇，根本没做过任何打算，其实是没能力，因为此前最好的经验是写过几部中篇，因自己的功力，而打了退堂鼓。但刘老师却一直认定我应该写小说。对此我只认定为鼓励的话。我不安地到了兰州，才知道为了抓好长篇创作，同行的还有总政文艺局的陆文虎副局长，屈琼干事和范传新副社长、刘静编辑诸位老师。他们专门腾出一个下午听我谈。可谈什么呢？后来我想起了自己的家族。讲了几十年来十几个从军的军人和家庭的故事。没想到，他们竟对此很感兴越，当场就定了下来。可这对于几乎连结构长篇也不懂的我，简直是个巨大的难题，刘老师耐心地给我讲结构方式，一起编织提纲。凭着一股勇气，那样繁杂庞大的题材我干了两月，写了40多万字。但等到8月份拿到庐山时，我却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这部小说终因我功力的浅薄，而没能把握好。写好自己的家族，成了我的梦。但庐山之行，我学到的并不全是失败，我还学会了思考。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写好这部长篇，我写了许多大众的，我并不熟悉，同时也是陌生的东西。我丢了自己的优势、语言，思考方法，西北的经历。

仿佛去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在小说初稿失败后，期间又经历了各种巨大的压力。年仅49岁的父亲中秋节患心肌梗塞逝去。一月后，年逾8旬的奶奶无疾而逝。家中老母和小妹需我照顾，接连的不幸接踵而至，可却让我奇怪的是，当我回到西北后，却出奇地沉静。不幸教会了我成熟，生活下去成为最基本的信条。仿佛神示，我又一次独自一人去看那座城堡。回来后，我似乎一下就找到了我久寻不得的东西。10月份，在骊山笔会上，我拿出了现在这本书的提纲和设想。刘老师与我一起商讨了这本书的结构，并且提出了许多极好的建议，比如这本书最后的结局。当时，他还着重提醒我，把自己熟悉的那些东西写出来。而前边那些奇特的东西就成了这部书的重要依托。只是我在书中，为了需要，改变了许多地理位置和看法，因为我写的是小说，而不是历史。

丹麦人凯西讲：文学其实是感觉的革命，我深以为然。但我也坚信，文学其实更应是生活的革命。从西安回来后，我几乎把自己按在房子里，整整两个月足不出户。因为那些东西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并且因为时间而使他们发生了新的变异，两月后，我终于拿出了这部书的第一稿。刘增新老师这期间几乎时常电话指导，不断与我分析人物的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这本书历时一年，先后修改4次，直到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当这本书终于要出版时，同所有对为自己付出过真挚关心和扶助的人心存感激之情一样，我的内心同样涌满许多的感动。即使就这本书而言，其实我也可以认真地说：如果没有老师和朋友对我的关心，要完成这本书几乎不太可能。因此，允许我在这里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