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派遣

我们对狗开枪。那不是意外,而是故意的,我们称之为“史酷比行动”。我是爱狗之人,这件事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第一次是本能反应。我听见奥利瑞说:“天啊!”然后视野里出现一条褐色的瘦骨嶙峋的狗,它舔着血,像它平常从碗里喝水一样。虽不是美国人的血,但毕竟是条狗在舔着人血。我想那是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我们杀起狗来再无顾忌。

当时你没有时间想这些。你脑子里想的是谁在那房子里,他配备了什么武器,想怎样把你干掉;你还担心着自己的弟兄。你端着550米射程的步枪,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扫过去,常常在一间屋里就能干掉好几个人。

等到总部让你休整时,这些念头才会冒出来。因此,你并不是直接从战场回到杰克逊维尔[1]的商场。派遣任务结束后,他们先把我们送到沙漠中的后勤基地阿尔·塔卡德姆,让我们稍微“解压”。我不确定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猜“解压”意味着在浴室里一次次地手淫,抽很多烟,玩命打牌。然后他们把我们送到科威特,乘民用客机回家。

就这样,之前你还在绝不是他妈开玩笑的战场,现在却坐回到舒适的座椅上,盯着头顶上吹出凉风的空调孔,心里嘀咕:“这他妈怎么回事?”和其他人一样,你的双膝间架着步枪。有些海军陆战队员还随身带着M9手枪。你们的刺刀却全被收走了,因为飞机上禁止携带刀具。虽然洗过澡,你们看上去还是又脏又瘦。每个人都眼窝深陷,迷彩服破烂不堪。你就坐在那儿,闭上双眼,开始回想。

问题是,你的思绪总是无法连贯。你不会去想:噢,我做了A,接着是B,然后C,然后D。你试图想家,眼前却出现叛军虐囚室的场景。你看见柜子里的肢体残片和那个关在笼子里的智障。他叫起来就像只鸡,脑袋已经萎缩到椰子大小。过了好一会儿你才想起医生曾解释说,那帮人往他脑袋里灌了水银。想想似乎也讲不通。

你看见自己几乎丧命的那些时候曾见过的画面。破碎的电视机,还有那个穆斯林的尸体。血泊中的艾科尔茨。中尉对着无线电大喊。

你看见那个小女孩——柯蒂斯在一张桌子里发现了她的照片。第一张照片里,是个漂亮的伊拉克儿童,七八岁左右,光着脚,穿着美丽的白裙子,一副初次领圣餐的打扮。下一张照片里,她穿红裙、高跟鞋,化了浓妆。再下一张,同样的红裙,脸上已满是污垢,手握一支和她自己差不多高的枪。

我试图想些别的事,比如我的妻子谢丽尔。她肤色白皙,手臂上长着细小的深色汗毛。她总觉得丢人。但那些汗毛很软,很精致。

一想到谢丽尔我便忍不住愧疚。于是我会想想埃尔南德斯准下士、史密斯下士,还有艾科尔茨。艾科尔茨和我情同手足。一次我们曾携手救下一名陆战队员。几星期后,他翻一堵墙的时候,叛军忽然从一个窗口冒出来,一枪打中了他的后背。

我就想着这些。我看见那个智障、小女孩,和要了艾科尔茨命的那堵墙。可我要说的是,我想了很多,很多,那些操蛋的狗的事情。

我也会想起我的狗,维卡。想起当时在流浪狗收容所,谢丽尔说,应该领养一条老一点的狗,因为没人要它们。想起无论我们教它什么最终都是徒劳。想起它如何呕吐,吐出那些原本就不该吞下的东西。想起它自知犯错地夹着尾巴低下头,蜷起后腿溜走的样子。想起我们领养它两年后它的毛色开始变得灰白,脸上的白毛多得活像一丛胡须。

就是这样。一路想着维卡和史酷比行动,在回家的路上。

或许你为杀人做好了准备。你用人形靶练习过,觉得实战也没问题。当然,我们也用所谓的“狗靶”练习。四号靶形,但它们看上去却一点不像那些操蛋的狗。

杀人其实也不容易。初出茅庐的陆战队员总以为自己是兰博,但这事可不是他妈的开玩笑,只有老手才做得来。通常如此。那次我们发现一个濒死的叛军,喉咙里咯咯作响,口吐白沫,浑身颤抖,情况不能更糟了,你知道。他的胸腔和骨盆被7.62毫米子弹击中,眼看就要断气,但带队的副连长还是走上前,抽出卡巴刀,划开了他的喉咙。他说:“还是用刀杀人好。”士兵们面面相觑,仿佛在说:“这他妈开玩笑吧?”没人预料到副连长会有这一手。但新兵们早晚都得见识。

在飞机上,我也想起这些。

想想还真可笑:你手握步枪坐着座椅上,身边却一颗子弹也没有。随后飞机在爱尔兰降落加油。舷窗外浓雾弥漫,一个鬼影都看不见,但你知道:到了爱尔兰就一定有啤酒。航班机长是个没当过兵的混蛋,居然一本正经地宣读起军规:回到美国本土前你们仍视为在岗,因此禁止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