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0/23页）

那天早晨，他们第一次从约尼那里听说了行动计划。现在，仅仅经过18个小时的备战和训练之后，准备工作也宣告结束。他们即将奔赴恩德培。对于类似的“特殊”行动，军官们习惯了制定非常详细的计划、举行几个月的训练，最后才算准备完毕。这样，每个人都清楚自己一路上该怎么做。不允许有任何意外发生。对于这样的行动，你必须在实体建筑上进行演练，以便真实地体验战场上真正所发生的一切，而不是用一些粗麻袋和封口胶布来应付了事。计划也会提前几个星期来修改和定夺，直到每个人都满意为止。情报机构应该非常可靠地给予我们最大的信心，行动会取得胜利。而这次，一位军官回忆，“我们感觉好像每个人都在自顾自地忙着。部队还没有就位、演习草草收场、车辆状况不佳、准备工作不到位、情报资料也极其有限，整个行动简直就是一个无稽之谈。我们感觉，侦察营在欺骗自己还有军方，步兵和伞兵指挥官在忽悠他的上司，然后如此往上循环。”

谈话到了某个节骨眼上，有人提出应该要审核约尼的想法，甚至是军方高层的想法，然后一直到各个部长的想法。这样内阁就会知道真正的状况是什么。

那个时候，甚至到行动前的一个夜晚，他们都为疑虑所困并且对成功的可能性不抱任何希望。对大部分人而言，这种情绪是由他们所面临的客观条件而引起的。他们中的两三个人也对约尼的指挥权表现出了不满，这种不满在约尼作为他们指挥官的一年时间里，有增长、有消退，但从来没有释怀过。约尼意识到他们对自己持有反对意见，因为他敏感。也许这种敏感对他作为指挥官来说太甚，而造成了一种赤裸裸的伤害。没错，一些曾经强烈反对他的年轻军官已经变成了热情的支持者，并且其中一两位由于服役期结束而退役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坚定的反对者。毫无疑问，他们的一些批评来自于约尼当年所犯下的错误，但其背后几乎都是个人的缘由。反对的意见如此普遍，已经变得根深蒂固和难以清除，几乎快成了一种习惯。所有的事情都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批评，当然也包括约尼的行动计划以及他为计划的实施所做的一切。即使在行动取得成功之后，他们还继续坚持认为“约尼没有考虑到所有的事情，没有为所有的可能做好准备”。

当然，他没有。这种形势下，随着时间离恐怖分子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考虑到所有的事情非人力所及。如果由其他人来准备这次行动，他也许会考虑到约尼没能注意到的细节，或者他甚至会策划一个不同类型的行动。约尼自己也知道，计划和准备工作都不算完美，但是他相信这些足以确保成功。而且，他相信自己的队友和军官，其中也有他的反对者。他相信，计划一旦实施，他们大部分人会急形势之所急。而且，他相信自己。

“我们年轻的军官，”一个人解释，“会更多地把信任放在计划和演习的技术层面，而不在我们自己和队友的潜能上，不在我们消息灵通、主动性和灵活性上。”

公正地讲，必须要提到的是，军官们的担忧并不是因为害怕战斗。他们在行动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的勇猛和无畏。行动前的最后一次训练，也就是模拟演习结束后，感到不安的不仅仅是约尼的反对者。几名其他没有参与夜晚讨论会的军官——他们在“赎罪日战争”时力挺约尼并且在行动中只相信他一人——也有同感。准备工作的匆忙、任务的复杂程度、过去救援行动的负面经历都产生了影响，它们就如那些质疑和犹豫一样困扰着每一个出发执行重大使命的官兵。

最后，阵营产生了分裂，对向谁请命完全没有定论。但是，在他们踏上乌干达领土前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对行动持有保留意见的军官们都在行动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如果一次行动的胜败取决于少数人瞬间的表现，这样的情绪势必会有潜在的危险。

第二天，约尼将用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彻底改变这种情绪。

配置和检查装备、擦拭武器、准备车辆、协调侦察营内外的大小事务，这些工作一直持续到午夜。和其他营房一样，阿米尔和希勒姆的营房里，士兵们间断性地熄灭房间里的灯光，来调整他们步枪顶部的瞄准灯，以防挟持人质的大厅到后来漆黑一片。没有灯光的情况下，他们要辨别自己在朝谁射击将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整个晚上，我不断记起沙威伊酒店的那次痛苦经历，”曾经在那次行动中受伤的希勒姆说，“就在我们抵达大楼的时候，恐怖分子引爆了炸药。整栋建筑陷入一片漆黑，如地狱一般，爆炸激起的灰尘让你看不清任何东西。我在想，类似的情况可能会在这里重演。你想要看见任何东西的唯一办法，就是依赖这些瞄准灯。你可以用这些狭长的光束寻找敌人然后瞄准，但如果光束没有校准精确，你会射不中敌人。所以在营房里，我们会把步枪支在某个静止的物体上瞄准星，然后灭灯按下按钮，确保光点分毫不差地落在我们用瞄准灯定位的地方。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