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变化（第3/8页）

“你的意见？”

“阿尔土宁案已到尽头。”少校答道：“还有六件事需要检验确定，但没有一点重大突破的希望。”他停了一会儿，“同志……”

“说下去。”

“我相信这是一次巧合。我认为阿尔土宁只是一次单纯的凶杀案的牺牲者，他在错误的时间上了错误的车厢。我没有证据，但我感觉是这样。”

瓦吐丁考虑他的话。一个二局官员说他办的不是一件反间谍案，是需要不小道义勇气的。

“你有多少把握？”

“我们不会有把握，上校同志，可是如果中央情报局搞这次谋杀，就该把尸体处理了——或者，如果他们要用他的死来保护一个地位高的间谍，为什么不留下证据来暗示他完全是另一个案件？没有假象留下，虽然这是留假证的好地方。”

“对，要是我们，就会那样做的。好见解。无论如何，把你的线索全部调查清楚。”

“当然，上校同志。我想得四到六天。”

“还有别的吗？”瓦吐丁问。大家摇头，“很好，各人回科里去吧，同志们。”

玛丽·帕特·弗利心想，她要在冰球赛场上去完成这项工作。红衣主教经一个从投币电话打来的错号电话的提醒，会到那里去的。她亲自去作传递。她的坤包里有三个胶卷，一次握手就能做到。她的儿子在少年冰球队打球，费利托夫的侄孙也在那里，而她每次赛球总是要去的。她要是不去，倒不正常了，而俄国人相信人们是按一定程式生活的。她被盯梢了，这她知道。显然俄国人已加强监视，但她的影子不是那么高明——或者至少是他们用同一个人老跟着她，玛丽·帕特在一天里多次看见一个脸孔，就明白了。

玛丽·帕特丽夏·卡明斯基·弗利的祖先是典型的美国式，混杂一团，有些情况在护照文件上没有写上去。她的祖父曾作过罗曼诺夫王室的侍从武官，教过皇太子阿列克赛骑马——因这年轻人悲惨地患有血友病，这可真不是件小事，必须万分小心才行。那就是他平庸一生中最高的成就了。他不是陆军军官之材，虽然朝廷中的朋友们确保他升至上校。那一切带来的是他的团在纽仑堡森林全军覆没，他被德国人俘虏——然而他活过了一九二○年。得知他的妻子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动乱，他从此就没有回过俄国——他总是称它为俄国——最后漂泊到美国，在纽约郊区定居下来，创建一个小本生意之后结了婚。他活过九十七岁高寿，比他那小二十岁的第二个妻子还活得长些，他那些凌乱不连贯的故事，玛丽·帕特终生难忘，她进大学专攻历史，当然学得不错。她知道了罗曼诺夫王室腐败无能，毫无希望；他们的王朝无可挽回地崩溃了。但有件永不会忘记的事，就是她祖父在谈到阿列克赛，一个勇敢坚定的年轻人，和他全家被布尔什维克象狗一样地枪毙的时候，他那哭泣的样子。那个故事给她重复说过一百遍，给玛丽·帕特一个对苏联的看法，不管经过多少时间，听过多少大学的课程或者多浓的政治现实主义态度，都不能把它冲淡抹掉。她对统治祖父的国土的那个政府的感情，完全是由对尼古拉二世、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的被屠杀所构成的。她在回忆的时候告诉自己：理智对人们的情感方式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在莫斯科工作，为反对这个政府而工作，是她生命的最大刺激。她爱工作胜过她的丈夫。他们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时认识的。艾德参加中央情报局，是由于她很早就决定了要参加这个工作。玛丽·帕特知道，她的丈夫天资聪明又有行政才能，做这个工作是一把好手，但他缺乏她对工作的一股热情。他也缺乏遗传因子。她是在祖父的膝前就学会了俄语的——苏联人把这种更丰富、更文雅的俄语贬低为现行的方言——而更重要的是她了解这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是多少本书能说得清的。她了解那渗透到俄罗斯性格中的民族忧伤，和那矛盾修辞式的私下开放性——自我和灵魂只是在密友之间才完全开放，而作为莫斯科人的公开举止时则讳莫如深。由于这种才能，玛丽·帕特征募了五个有相当地位的代理人，比最高纪录只少一个。在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局里，有时她以“超级姑娘”而闻名，她可不喜欢这个名称。玛丽·帕特毕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妊娠线为证。她从镜子里对自己微笑。你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了，孩子。她的祖父会为她而感到骄傲的。

而最好的是：没有人对她的真实身份有丝毫怀疑。她对她的衣饰作最后修整。在莫斯科的西方女人被认为比西方男人更重视穿着。她的穿戴通常都是有点过分的。她在公众中表现的形象，是精心设计和完美执行的。有教养但嫌肤浅，漂亮但注重表面，一个好母亲但另有一点名堂，西方表情来得快但不要太当真。她急匆勿地跑来跑去，有时候在孩子们的学校里代课教书，参加各种社会工作，不停地到处闲逛，象一个闲不住的旅游者，是十足的苏联人先入为主认为的那样—个头脑简单的美国妇女。又一次在镜子里微笑：要是那些杂种知道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