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战后生涯（第2/8页）

他开始从事一种高风险的生意：买卖石油租约，投资期货交易。他成功了。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里斯琴、密西西比、新奥尔良和阿卡普尔科都有公寓。他身上的疼痛仍旧没能消除，走起路来有些困难，但戈登夫妇却大享了好儿孙的福气，他们夫妇依然相爱，他们喜欢拿自己开玩笑，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陆军里的那几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在3天的采访结束后，我问他。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戈登回答，“这3年对我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那时候的战友情谊是我所拥有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我活下来了，这真是太幸运了，更幸运的是我曾与这群杰出的兄弟共同战斗。”

1991年12月，戈登在格尔夫波特的《太阳先驱报》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的是荷兰艾恩德霍芬的简·瑞特塞玛市长拒绝与诺曼·施瓦考将军会面，因为这个美军指挥官在海湾战争中“双手沾满了鲜血”。瑞特塞玛评论施瓦考时说，“是他策划了尽可能多地杀人的办法。”

戈登给瑞特塞玛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1944年9月17日，我参加了解放你国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动。作为506伞降步兵团E连的一员，我在一个名叫索恩的小镇附近着陆。第二天我们开始向南行进，解放了艾恩德霍芬。在执行任务期间，我们遭受了伤亡。战争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里呆了两个多月。我们像动物那样住在战壕里，谷仓里，什么苦都吃过。天气又冷又湿。尽管有这么多不利条件，我们仍然顽强地坚守着历尽艰辛才拿下来的阵地。

“当鲜血从侵占你们城市的德国人身上流出时，荷兰的平民们并不像你这样反感流血。我们遗忘得太快了。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如果你们的德国邻居周末感到沉闷或他们的高尔夫球场有点拥挤的话，荷兰就有被再次侵占的可能。

“请别让你们的国土再被列支敦士登或梵蒂冈吞噬了。我不想再回去了。现在，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

乔·托伊中士描述了他的战后经历：“我在巴斯托涅中弹后（因为这次负伤我得到了第4枚紫心奖章）经历了一系列的手术。一个主要的手术就是右腿膝盖以上的截肢。在这之后，我又做了两次手术，都是为了去除我上部胸腔中的榴霰弹片。为了取出弹片，手术从我的后背做进去的。

“我是1945年12月15日结的婚，那时我仍在大西洋城的医院里。1946年2月8日，我从陆军退役。”

医院为他开具了80％残疾的退伍证明。战前他在一家铸造厂当铸工，但现在，带着一条木头假腿的他已经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他在位于宾夕法尼亚的雷丁的一家纺织厂找到了工作，后来又在伯利恒钢铁厂做了20年磨工。

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常带男孩子们去打猎，钓鱼，但我从不拿枪——我总是担心摔倒。你知道，如果有什么东西绊住了这条假腿，我就完了，但我会带他们去打鹿和钓鱼。每年我都和他们到加拿大野营。”

从1946年起，他的假腿有了很大的改进。托伊觉得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医生对他很好，始终为他使用了最先进的设备。但他确实也有点儿不满，他想要两条腿，一条在假腿的联结处能够稍长一点儿。但医生却说一条已经足够了，“我的体重不能有任何变化，否则这该死的玩意儿就不合适了。”

比尔·瓜奈若中士也是在巴斯托涅失去一条腿的，它从膝盖以上被锯掉了。1945年夏天退伍后，他同样被定为80％残疾。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做过印刷工、销售员、退伍军人管理局职员和木匠，所有这些事都是带着一条假腿做的。他的履历中有一些混乱不清的地方，这使他经济上受到了损失，为此，他多次到退伍军人管理局去说理。1967年，他最终以全残的证明书得以退休。在后来的24年里，他扔掉了假腿，依靠T形拐杖移动。他能移动得很快，比大多数双腿健全的年轻人走得还要快。他和他的妻子弗兰住在费城南部，他也正是在那儿长大的。他们生育了5个孩子，长子在越南当空降兵。瓜奈若非常积极地参与101师战友会的活动，而且在召集E连弟兄聚会方面很积极。

“查克”·格兰特中士战后被一个喝醉的美国兵射中了头部，后来被一位德国医生救活了。他慢慢地有了一些恢复，但言谈方面仍有困难，左胳膊也部分瘫痪了。在获得医院开具的全残退伍证明书后，他定居于旧金山，在那儿经营一家小型雪茄店。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经常出席E连的聚会，在101师战友会中表现得也很积极。迈克·兰尼提名他担任101师战友会506团的代表，他当选后颇感自豪地为大家服务。他于1984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