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想要佩戴银翼徽章”（第3/6页）

为了使他们适应跳伞训练，托科阿训练营地设置了一个35英尺高的模拟跳伞塔。降落伞背带与上方的15英尺长的降落伞吊带相连，吊带顶端有一滑轮，可沿钢索下滑。受训者缚好背带，从塔上跳下，沿钢索下滑落地，大体可以获得跳伞和降落的真实感受。

在所有这些活动过程中，都毫无例外地伴有齐唱、齐声呼喊或吼叫，语言粗俗，不堪入耳。这些19、20岁左右的士兵，脱离了家庭和文化方面的束缚，从美国的四面八方投进了清一色的男人世界，说出的话也都是一个味儿。最常用的字是“操”，什么话都要带个“操”，简直是“操”字不离口。来自哈佛大学英语专业的戴维·凯尼恩·韦伯斯特承认，开始时对这种“粗俗、单调、毫无想像力的语言总感到难以适应”。但正是这种语言使这些正步入成人的小伙子觉得特别带劲儿，觉得更像是和自己人说话。甚至连韦伯斯特也渐渐觉得顺耳了，只不过他自己从来不喜欢用。

训练营里，大家除了学着说粗话，学习步枪射击，还逐渐懂得了身体的忍耐极限要比原先设想的大得多。此外，还学着无条件服从命令。如有违反，轻者当场受罚，通常是做20个俯握撑；重者或被取消周末外出的权利，或被罚在阅兵场上全副武装连续行进数小时。戈登说，军队里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我们无法强迫你做什么，可我们能够让你觉得你该这样做。”由于大家都有苦难的背景，在训练营里又一起喊号子、一起唱歌、一起生活，都有共同的感受，所以就渐渐成了一个大家庭。

连队学会了行动整齐划一。E连组建几天后，四面转法、齐步走、跑步走、倒地做俯卧撑，全连140人就做到了整齐得像一个人，“是，长官”、“不，长官”的应答做到了全连一个声音。

以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每个部队都能做到。此外，还学着喝酒，喝的都是啤酒；由于营地大都不在市镇上，就到军人服务社去喝。一面牛饮，一面唱着士兵歌曲。每每喝到后来，就有有嘴里骂骂咧咧，骂人家的娘，骂人家的爱人，骂人家的家乡，骂什么的都有。接着就会打起来，打得鼻青脸肿。最后，吼着战斗号子，互相搀着架着，跌跌绊绊地返回营房，和好如初。

这些共同的经历使他们亲密无间，这种关系是任何外人所无法感受到的。战友情比朋友情更亲，比兄弟情更密，又和恋人关系有所不同。他们相互绝对信任，彼此了如指掌。每个人的身世，参军前是干什么的，在何地以及为什么报名参军，有什么饮食爱好，有什么能力和本领，相互都能一口报出来。夜间行军，从咳嗽声就听得出是谁；夜间行动，从侧影就说得出是谁。

他们同在美国陆军空降兵506团2营E连，甚至在同一个排，同一个班。空降兵513团的库尔特·加贝尔谈自己当兵体验的话同样适合E连的弟兄。他说，“我们三个人，杰克、乔、我成了……不可分开的实体。三个人或四个人一组，通常都同在一个班或一个小组里，构成了小部队这个大家庭里一个个核心成分，作为实体，很容易识别。这样的实体一旦形成，绝对不分开，也绝对不重组。三个这样的实体构成一个班，打起仗来效果极好。同一实体内的三四个人同生死、共命运，一起挨饿，一起受冻，一起赴死。班里的任务总是按实体下达，责骂也是三四个人一起受，从不分开。这样组成的步兵班、机枪小组、侦察小组、开路小组简直是绝了。”

哲学家J·格伦·格雷在其经典著作《战神》中说得十分准确：“和平时期为实现某一普通的具体的目标而建立的组织内是不会具有战时组织内的那种战友深情的……在战时，战友情可以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只有到了每个人根本不顾自己的安危，毫不犹豫地去为他人而死时，才算是真正的战友。”

这种在训练中形成、在战斗中强化了的战友情是终身不忘的。49年后，当时来自俄勒冈州的在托阿科受训的二等兵唐·马拉其在写到1942年夏天的情景时说，“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经历的开始，我成了E连的一分子。这一天我终身也不会忘记。我得感谢阿道夫·希特勒，是他给了我机会，使我与一生中认识的最最出色、最最鼓舞人心的一组人结了缘。”本书作者在采访E连成员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表示了这样的感受。

随着训练变得越来越紧张，按照原来陆军模式培养的军士一个一个地离开了，从士兵中提起来的军士渐渐取而代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E连的13名士官全都为原有的士兵所替换。其中有：军士长威廉·埃文斯，上士詹姆斯·代尔、“讨厌鬼”哈里斯、迈伦·迈克·兰尼，中士利奥·博伊尔、卡伍德·利普顿、约翰·马丁、罗伯特·雷德、阿莫斯·泰勒。正如一位二等兵所说，“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好的带兵人，我们尊敬他们，愿意跟他们上刀山下火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