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3/4页）

李婉丽的真实身份是“无名氏”，佟处长并不是“无名氏”。佟处长和全家人被杨云枫、马树奎从监狱营救出来后，更加坚定了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决心，还与夫人一起诚心诚意地表示愿为解放徐州做事。于是，杨云枫就让他扮演了“无名氏”这个角色，以便掩护继续潜伏的真正的“无名氏”——李婉丽。

李婉丽在蚌埠被捕的消息传来，组织上便迅速开展营救工作。根据“孤雁”的建议，杨云枫设计了一个对李婉丽来说相对安全的营救计划——让李婉丽的父亲给抗战时期的故交李宗仁写了一封信，信件由化装成李堂主店铺伙计的燕刚带到了南京。李宗仁后来把信件转给了刘为章，让他具体操办。可惜由于毛人凤和顾祝同的先后介入，李婉丽最终未能获释。

淮海战役结束后，组织上加大了寻找李婉丽的力度。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外加她有可能仍在国民党特务手里，甚至可能去了台湾，组织上不便于正式下文和发动人员公开查询李婉丽的下落，只能指示杨云枫利用同学、朋友等私人关系秘密打探。

如今终于找到了李婉丽，可物是人非，她已经不是原先那个聪明伶俐的李婉丽了。

杨云枫站在疗养院门口，回首望着二楼李婉丽的病房，泪如雨下……

芳菲妩媚，智勇双全，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谍战传奇”李婉丽，于1979年5月，在草长莺飞的太湖之畔走完了光辉而历经磨砺的一生，离开了人间。

李婉丽临终前的那几天，杨云枫始终守在其左右，未离半步。

1949年后，台湾政界和军界一直关注着身在大陆的刘为章和郭如桂的情况。在台湾，有的说刘为章是“隐藏最深的最大的匪谍”，有的说郭如桂是“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还有的说，两人是“联手双谍”，在为国防部和蒋介石“运筹帷幄”之中，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

究竟两人谁是“孤雁”？或者两人皆为“孤雁”？答案直到1981年方才揭晓。

1981年，已至暮年的杜聿明患病住院，郭如桂前去探望。

杜聿明拉着郭如桂的手问：“如桂，我的时间不多了，过去我问了你和别人很多次，你和他们都避而不答。我最后再问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

郭如桂想了一会儿，对杜聿明说：“过去不能说，这次来看你之前我请示了组织，现在可以说了。是的！”

听完短短的两个字“是的！”杜聿明双眼死死盯着郭如桂很长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是从哪里得知的？”郭如桂笑着问杜聿明。

“山东方面。”杜聿明回答。

“谁？”郭如桂好奇地问。

杜聿明笑而不答。

“那你为什么不告发我？”郭如桂追问。

杜聿明长叹一声：“告了，可是老头子不信，我拿不出真凭实据啊！”

两人临别时，郭如桂望着杜聿明深情地说道：“光亭啊，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

“如桂，你后悔过吗？”杜聿明问。

“假如历史再重演一遍，我仍然会那样选择。”郭如桂坦然回答。

埋藏心中几十年的谜底终于揭开，杜聿明明白了一切。

至此，郭如桂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彻底解密。

郭如桂实为共产党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谍报人员的消息传开后，台湾方面舆论哗然，一时间把满腔怨恨统统发泄到郭如桂头上，似乎没有他“投共”，国民党就不会输掉淮海战役，最后也不会逃到台湾。对于这些指责甚至谩骂，郭如桂坦然一笑后回答：“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我早年就参加共产党，从来没有跟国民党干过反共的事，说不上什么背叛。更何况，背叛那个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也是好事。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先生为叛徒，视郑孝胥、张勋这些保皇派为忠臣，岂不可笑？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止社会进步。这是一种糊涂之论……”

1997年10月，中央军委在为郭如桂举行的追悼会上，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淮海战役胜利六十周年前夕，终身孑然一人的杨云枫由侄子陪同从南京来到徐州，与蔡云邈、李志平、邵晓平、小钱、邹铎会面后，相约来到南郊凤凰山东麓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凭吊战友。听说杨云枫来了，已经不在人世的马树奎、侯师傅侯五嫂及燕刚的家人这一天也都来到纪念塔。风风雨雨六十年，杨云枫原来昕昕中学的同学多已离世，其中包括六十年代因病死在战犯改造所里的刘占理。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局的同志想得十分周全，派车把健在的五六位同学也都接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