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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血的不是别人,正是随队的李指导员。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小伙子,李指导员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自从跟随支前队伍之后,活干得和别人一样多,一个月下来,累得人开始咯血和便血。前面一段时间,他还可以用土及时掩埋掉“物证”。但自从改变行动时间后,半夜才能停下来宿营,由于天黑看不清楚,他也就没办法用土掩埋了。

徐州“剿总”11月30日撤出徐州后,为延缓解放军追击的步伐,同时也为了阻挡支前大军向前线运送粮食、弹药、药品等物资,狗急跳墙的徐州国民党军炸毁了徐州北面和东面的铁路桥。

李指导员第一时间接到了抢修其中一座铁路桥的任务,他找到云林布置工作:“刚接到任务,要我们在五天内修复徐州北面一座铁路桥。有没有信心按时完成任务?”云林神情坚定地回答:“有!坚决完成任务!”

云林带领队伍连夜出发,迎着刺骨的寒风一路不眠不休,天亮之前就赶到目的地。附近地区的党组织已经开始每家每户动员,当地的群众听说国民党部队已经逃跑了,大家积极响应,把过去铁路被破坏后偷偷拉回来的枕木、道钉、铁轨等都从自家院子里扒出来,帮助支前队修桥。

在上级派来的技术员的指导下,杨云林的队伍开始投入到抢修桥梁的工作中。

下到齐胸深冰冷刺骨的河水中,云林冷得浑身打颤,一会儿腿脚就冻得不听使唤了,就连扶着钢钎的手都不由自主地晃动。半个钟头之后,嘴唇青紫的云林被拉上来烤会儿火,喝了两口烧酒,等身子一热乎,他再次跳进河中干起活来。就这样几个来回后,轮到了李指导员。看着瘦弱的指导员,大家拦着他,说他还要和技术员协调工作,在岸上指挥就不要下水了,但他死活不同意。等文华上岸后,李指导员扑通一下就跳进了河中,和大家一样一干就是半个钟头。等李指导员上岸烤火时,大家端了碗取暖的烧酒,不善饮酒的他喝下一口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这一咳不要紧,口中吐出的全是鲜血……李指导员还要下水,云林几个人不再听从他的命令,死死拉住了他。这时候,杨全英站了出来,不吭不响地脱下棉袄棉裤,穿着单衣跳进了河中。

日夜不停,杨云林的第五支前队冒着严寒,加班加点拼命地干活,用了四个昼夜就提前完成了任务。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由于支前队员几天内几乎不停地下到冰水里浸泡,当时虽然感觉不到异样,但解放后他们很多人因此而得了关节病,每到刮风下雨天,就会疼痛难忍,给晚年的生活带来了无法言表的痛苦。就是这样,朴实的大杨庄的老百姓没有任何人找政府要过任何补助。杨全英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身体每况愈下,走路时要架双拐蹒跚而行。家里实在没钱看病,有一次,他的小儿子在他面前犯起了嘀咕:“爹,你的病是支前落下的,俺们能不能打个申请,向政府要点钱给你瞧瞧病!”杨全英一口回绝了,他瞪着儿子说:“不行,你趁早断了这个念想吧!爹年轻时在大杨庄是有名的落后分子,后来好不容易摘掉了帽子,现在人老了,不能再把落后帽子戴上!还有啊,当时去支前,从大处说为了打败老蒋,从小处说也为了保住咱家分来的房屋和土地,也是为了咱自己,爹是自愿的,不后悔。况且啊,去支前的也不是爹一个人,听说上百万人呢!如果人人都伸手要这要那,政府哪能受得了?!”

杨全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去世,至死没有向政府要过额外的一分钱补贴。

在通往陈官庄战场的道路上,杨云林带着他的第五支队正在行进中。他们这一次运的是副食,车子上装有白菜、萝卜、大葱、生姜还有猪肉。

路不好走,前一阵子下过雨,路还没有干,又下起了大雪。路上的泥巴结了冰,高高低低地立在地面上,路面被踩轧出了各种形状,表面结冰后仿佛一道道高高低低的山丘沟壑,凸凹不平。在这样的路面上行进,每隔几分钟就有人滑倒在地,摔成了泥人,手中的车子也失去方向侧滑到路旁的野地里。

虽然是数九寒天,杨云林他们还是走得浑身冒汗,不少人敞开了衣襟,有的还把帽子抹了下来。李指导员看到了,举起纸糊的广播筒向大伙喊道:“大家就地休息五分钟,擦把汗,但不准抹掉帽子。如果谁觉得穿得多了,等会汗下去了把里面的衣服脱掉一点。大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绝对不准感冒,有谁把自己弄感冒了,就是拖咱们支前队的后腿,我不仅不同情他,而且还要批评他!”

大伙没想到李指导员这么细心。李指导员这样一吆喝,有几个已经把棉衣脱掉的人赶忙抓起棉衣穿起来,帽子也重新戴了起来,大伙谁都不想成为拖支前队后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