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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炮轰刚刚结束时，一〇〇军军长周志道意识到情况不妙——之前几乎听不到枪声了，忽然集中进行炮轰，他很快悟出对方改变了攻击的策略。于是，他一方面督促部队进行抵抗，一方面带领军部向黄滩方向突围，跟随他的还有少将副军长杨诗云和少将参谋长崔广森。

见人太多，突围目标太大，狡猾的周志道说：“这样挤在一起不行，我们分头突围，一来目标小，二来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

众人感觉有道理，于是分头行动。周志道先让杨诗云和崔广森带人另寻方向突围，自己蛰伏不动。等看到解放军追向杨、崔所在方向，他方才带着一群人往另一个空档突围。结果还真给他钻了空子，待解放军发现后派人去追时，已经错过最佳时机。最终，周志道负伤逃到黄滩，龟缩到碾庄圩，杨诗云和崔广森则成了俘虏。

杨诗云是个戴眼镜的大胖子，企图蒙混过关，刚被抓时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后来又想办法逃走未遂。

六纵一个战士审问时问他：“你是干啥的？”

他说：“我是营部的一个小文书。”

那个战士在他口袋里搜了搜，掏出一份文件，问他：“这是什么？”

他一看，傻眼了。

原来，战士手里拿着的是一份“呈杨军长”的文件。“营文书”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一〇〇军副军长杨诗云。

就这样，盘踞在彭庄的一〇〇军被歼灭了。随后，六纵立即转入对彭庄以东前、后黄滩等地的攻击。据守在这里的是四十四军军部和一五〇师、一六二师两个师部、两个步兵团，还有从彭庄逃窜过来的人员。这里距碾庄圩很近，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距离。

六纵准备一鼓作气将其攻下，然后协同兄弟纵队总攻碾庄圩。

四十四军就是那个让黄百韬撤退时多耽搁一天一夜的部队。渡过运河铁路桥后，一六二师师长刘占理率领全师随同军部一起到了蒋家湖宿营。此时蒋家湖东南时不时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刘占理并未理睬，因为部队经过长途跋涉已经疲惫不堪，他命令部队安营扎寨，就地休息。

就在刘占理的人马呼呼大睡的时候，华野部队正在日夜兼程进行追击。9日一大早，蒋家湖附近突然枪声大作，把刘占理从梦中惊醒。一问才知道，华野部队拂晓时攻入了他们的宿营地，已经与四八四团接上火了。因为知道黄百韬兵团总部以及渡过运河的部队基本都集中在碾庄圩周围。于是，刘占理命令四八四团拼死抵抗，以便掩护主力向西边碾庄圩方向撤退。

9日上午，黄百韬派人与四十四军中将军长王泽浚取得了联系，指令他们于碾庄圩车站以南占领阵地，把解放军阻止在铁路以南。王泽浚随即划分了阵地，把军部、一五〇师放在前、后黄滩，而把一六二师部署在了大新庄的位置。

华野的战略部署一直是“先打弱敌，再打强敌”。17日，解决了一〇〇军之后，他们就盯上了四十四军。特纵杨云震团长调来了几辆坦克，用以配合步兵作战，准备摧毁敌人的地堡。

六纵十七师虽然有坦克配合作战，但由于对黄滩复杂的地形不太了解就仓促发起攻击，同时也缺乏与坦克协同作战的经验，出现了步兵和坦克脱节的现象，攻击频频受阻，伤亡十分严重。

硬攻不行，必须想出新的作战方式。

一番挠头琢磨后，杨云震兴奋地说：“有办法了！”

杨云震是特纵团长，对坦克也比较熟悉，他换上了国军军官服，亲自坐上坦克，化装成国民党坦克兵，趁敌人躲在战壕里休整的空隙，悄悄绕到主战场背后，然后大摇大摆地开到前沿阵地上去了。

到了敌军阵地前沿，杨云震直接钻出坦克，大声喊道：“我们是第二兵团派来的，需要与黄司令取得联系，你们兵团总部设在哪里？我们怎么过去找他们？”

国民党士兵一听，面露喜色，以为援军到了，有些人爬出战壕，准备欢迎他们。但几个军官看到只有三辆坦克，有点吃不准，便不准手下出去，也不准与他们搭话，以免上当受骗。

杨云震看敌人迟迟不敢出来，估计对方产生了怀疑，便临时改变主意，取消用坦克上的机枪消灭敌人的计划。他趁机细致地观察敌人阵地的布防情况以及防御工事、兵力配备情况，还有敌指挥所的位置，然后很镇定地退了回来。临走时，杨云震没有忘记在敌人阵地前打上几炮，摧毁了两个碉堡。这下敌人彻底明白了，心想刚才幸好没有出去，不然真就上了共军的当了。

回去后经过仔细研究，决定夜里进行攻击。杨云震根据侦察到的情况，指挥大小火炮一起开火，进行猛烈、密集、精准的炮火袭击，炮弹呼啸着落在指挥所、防御工事上，炸得敌人鬼哭狼嚎。二十分钟后，敌人的阵地基本上成了一片废墟。这时，我军步兵迅速组织冲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到敌人的核心区域，在坦克的掩护下，攻击到其指挥所。在坍塌的指挥所里，军长王泽浚几乎被活埋在破棚子下面。当他满脸炭黑挣扎着从废墟里爬出来时，华野战士已经逼近了，他想趁乱逃走，但是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