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 外劳办

“农垦局今年夏粮预计如何?”

“回使君,夏粮应当还是会增产,二十三年新增田亩有三十六万亩,这还不包括沙洲、海外庄园以及山地。”

如今武汉主抓农事的主官,大多都是以前各县的县丞。原本县丞是个没什么卵用的位子,但因为武汉各部门职能越来越明确,业务越来越大越来越精细,县丞的功用也就随之水涨船高。

到交通局、警察局、农垦局……等等部门成立,并且还在中央过关,各县县丞从原本给一把手擦屁股,瞬间真正地享受到了地方二把手的“快感”。

说到底,武汉的体制,注定一把手没可能什么都抓在手中,权力大是爽,也得手抓得过来,这年头还诞生不了妖孽一般的触手怪。

“三十六万亩?有点多啊。”

“有的原本就是地方露田,百姓抛荒了。”

“丰年抛荒?”

“种地不挣钱,自然就抛荒。”

老张略微了解了一下,居然发现武汉的“版图”,几乎是扩张到了行政版图的极限,直接就摸到了周边的边缘,离捞过界,就差临门一脚。

“居然出现了打工潮?”

时代发展确实是出乎意料,以往武汉商人,其实紧着本地务工人员用,也是够了。但城市扩张十分迅猛,而且这年头的技术能力,又不能让城市往天空发展,自然而然地,就是在平面上不断延伸。

以汉阳为例,原本的汉阳城,城南城北走一遭,快点跑两刻钟就行。但现在,实际意义上的汉阳城,想要城南城北跑个对过,不坐车大概是要半天光景。

小型商家从早期的走街串巷行脚商,很快转型为“社区商贩”。每个“社区”现行服务的商户,往往都是以前需要整个城市到处跑的小货郎。

这种情况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变化,每增加一个小店,最少要增加一个“员工”。因为最基础的夫妻店,至少也要老婆出来跟着帮忙。

十几年的累积,新生代也逐渐踏上社会,变化自然是更加剧烈。

原本商人并没有意愿去襄樊等“穷乡僻壤”宣传,但为了招工,又或者给官府留下好印象,往往会有商家前往“下县”兴办学校,然后定向招工。

往往入学成员的家庭,都会胆子更大一些,也是这些年在各地抛荒的主力。

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形成打工潮,直到武汉贞观二十四年开始,人口再度爆发,各行业规模再度膨胀。

利润刺激着工商界不得不发生转变,倒逼周边地区农业活动剧烈缩水。

原本就存在着非常隐蔽的“工农业剪刀差”,在此时,就是非常凶悍地区断绝地方小农、中小地主的社会生态。

各地地主并非没有选择反抗,诸如抱团、闹事之类,但武汉官方没有出面,就有各种商人集团勾结地方官僚,官方出命令,商人出钱出任,组成“民团”,直接镇压这些闹事反抗的地方中小地主。

至于大地主?他们中绝大多数巴不得中小地主和农户都去死,而少数的一部分,是精英中的精英,其家族收益,早就从土地产出为主,转型为家族土地为根基,保留其产出存在即可。

通过各种势力的结合,十几年的酝酿,终于产生了“打工潮”。

老张不能说“打工潮”中的这些人是赤贫无产者,他们毕竟还是属于小有产者的,但这种小有产,和无产也就是隔了一层纸,一捅就破,抗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

在唐朝各地针对人口流动还十分严苛的时候,环绕武汉地区,或者说扬子江流域,却大多出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地方政策上也不是不能给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条陈,比如地方州县,可以用“征发民夫”的名义,让本地“民夫”运输粮食去武汉。

至于“民夫”运输粮食去了武汉,归期如何……不作太多要求。

政策非常灵活,基本可以轻松绕过人口自由流动被严格控制的国朝政策。当然也没有人敢挑战基本国策,比如四大流放地,那是万万不能碰的。

“打工者甚多,但也不是消化不了。今年尤其是土木行,用人极多,其中半数打工者,都会去‘湖南’。徐湖南督建路桥数量之巨,堪比长城,只是条件更加艰苦一些,但徐湖南工钱是不拖欠的,工地上被征发的民夫,工期一到,都会选择留下,毕竟接着干就是拿钱。”

“这打工者,可有衙门管理?”

“多个衙署联合,只是也没谁能够拿捏章程,往往都是地方县令一把抓。实在是万一出现‘民变’,就是大事。这几月各地不良人都在加班,基本没有休假之人。”

便衣警察的压力之大,可以想象。毕竟打工潮往往都是乡党抱团,和武汉本地工人阶层是有极大区别的。一旦出现一两个智障一样的商人拖欠工资,或者一两个官吏吃相太过难看……楚地乡党的暴脾气,可比千几百年后的“来信砍”还要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