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皇在罗马的权威以及迷信行为的变化无常(1100—1500 A.D.)

罗马城的两个统治者，皇帝是靠着征服的权利进行根基不稳的统治；教皇的权威则是建立在舆论和习惯的基础之上，看似软弱实则更为牢固。清除掉一种外国的影响力，使牧人回到羊群的身旁更受到他们的爱戴。上帝的代理人由红衣主教团自由推选，大部分的红衣主教都是这个城市的土著或居民，一改过去日耳曼宫廷那种专断或贿赂的提名办法。官员和人民的欢呼是对当选者的确认，而在瑞典和不列颠受到服从教会权力，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罗马的选票，同样的选举制度为首都选出一位君主和教宗。大家普遍认为君士坦丁把罗马的世俗统治权授予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那些思想偏激的怀疑主义者都乐于争辩，皇帝是否具备此种权利，以及此种赐予是否有效。事实的真相和他的这一赐予的真实情况，深植于4个世纪的无知和传统之中，它那传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永久的结果之中了。“Dominus”或“主上”的称呼出现在主教的钱币上面，效忠的欢呼和誓言承认他所拥有的头衔，出于日耳曼恺撒真心或勉强的同意，他们早已对这个城市和圣彼得的产业，行使最高或从属的司法审判权。教皇的统治可以满足罗马的偏见，倒也不会与罗马的自由有所冲突。只要稍为探索便会发现这些权力还有更为高尚的来源，那是一个民族的感激之情——教皇将罗马从希腊暴君的邪说和压迫中解救出来。

在一个迷信的时代，皇室和教会的联合似乎可以相互增强对方的实力，掌握天堂的钥匙是获得世人服从最可靠的保证。人的过错会使职位的神圣性大为减色，但是格列高利七世和他的继承人所具备的严苛而危险的德行，将第10世纪的丑闻洗刷得干干净净。他们为了维护教会的权利，进行极具野心的斗争，经历的苦难或最后的成功同样会加强人们的崇敬。他们有时会沦为宗教迫害的牺牲者，在贫穷和流放中蹒跚而行，使徒的宗教狂热使他们愿意成为殉教的烈士，每个正统基督徒必定都会被激起爱戴和同情之心。有时他们会从梵蒂冈发出雷霆之声，推举、审判或罢黜世间的国君。最骄傲的罗马人也不会为服从一位教士而感到羞辱，须知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都吻过他的脚，为他扶过马镫。[285]就算是基于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应该保护教皇居所的安宁和荣誉，从教皇那儿，这个虚荣而懒惰的民族，才获得了绝大部分的生活所需和财富。教皇每年固定的收入可能受到损失，在意大利和行省有很多古老的世袭产业，为那些亵渎神圣的手所侵占。教会的损失，也不可能只是通过宣示主权，而非实际据有丕平与他的后代更为丰厚的赐予来弥补。梵蒂冈和卡皮托神庙，是靠着不断来到和日益增多的朝圣客和许愿者供养的。

基督教世界的范围扩大，教皇和红衣主教为处理教会和世俗的事务而疲于奔命，拉丁教会为上诉的权利和法规建立新的诉讼程序，[286]北部和西部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受到邀请或召唤，在使徒的门口负起求情、申诉、指控或审判之责。有人曾记录下一件少见的怪事，分属门兹总主教和科隆总主教的两匹马，在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后又回去，满载着金银珠宝。因而人们很快明白，无论是朝圣客还是当事人，要想打赢官司主要在奉献财物的价值，而非诉讼案情的证据。这些外乡人经常夸耀自己的财富和虔诚，他们所花费的金钱不管是神圣的用途还是日常的支付，都成为罗马人的酬庸，在各种渠道中流通。

罗马人民有这样强大的动机，本应该自愿而虔诚地坚决服从属灵和世俗的父亲，但是在突发状况下无法控制的激情，经常扰乱传统和利益的运作过程。印第安人砍倒树木摘取果实，以及阿拉伯人抢劫贸易的商队，全都是出于同一种野性的冲动，这种动机使他们只顾眼前的好处而不管未来，满足一时的贪婪而放弃那些可以长期据有的最重要的福分。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自私的罗马人亵渎圣彼得的神龛，不仅抢走供品还伤害朝圣客。他们竟然没有思考一下，这种不友善的行为，可能会断送多少访客和财富。甚至就是迷信的影响也是时起时伏并不可靠，理性受到压抑的奴隶经常为他们的贪婪或傲慢所解救。对于教士的传奇和神谕抱持虔诚的轻信态度，在蛮族的心灵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然而他们的内心不可能重视想象胜于感官，更不会为遥远的动机或是不可见的理想的目标，而牺牲现实世界的欲念和利益。年轻力壮的人充满活力，行为总是与信念发生矛盾，直到年龄、病痛或灾祸的压力使他惊醒，才会心生畏惧，逼得他要偿还虔诚和悔恨的双重债务。我在前面已经提过，当前这个时代，对于教士的平静和安全生活最有利的是人们对宗教的冷漠态度。过去，在迷信的统治之下，教士们将最大的希望寄托于人类的无知，然而最恐惧的却是人类的暴力。财富不断增加使他们成为世间唯一的拥有者，但实际上却在不断发生轮替的现象，悔罪父亲的赠予被残暴的儿子抢走。他们这些人不是接受敬拜就是遭到侵犯，就像信徒制造的偶像虽然出于同一人之手，但有的被供奉在祭坛上面，有的则被践踏在灰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