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希腊人和拉丁人的宗教分裂 穆拉德二世的治术和风格 匈牙利国王拉底斯劳斯的十字军运动 战败被杀 斯坎德贝格 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帕拉罗古斯(1421—1467 A.D.)（第2/2页）

这个面临灭亡的城市(帝国)最后的希望，在于母亲和女儿要能和睦相处：罗马要发挥母爱的亲情，君士坦丁堡要克尽孝道地顺从。希腊人和拉丁人在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相互拥抱、完成签署和提出承诺，但是这种友谊的前提是奸诈的计谋，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157]缺乏基础架构的联合如同一场消失的春梦。[158]皇帝和高级教士乘坐威尼斯战船返国，当他们停靠在摩里亚、科孚和莱斯沃斯这些岛屿时，拉丁的臣民发出怨言，说虚假的联合成为压迫的工具。他们甫在拜占庭的海岸登陆，激烈和不满的耳语就排山倒海而来，这不是情绪昂扬的欢迎，而是不假辞色的痛击。在他们离国两年期间，首都失去行政和教会的统治者，无政府状况激起盲从的宗教狂热，暴怒的僧侣控制着妇女和偏执者的心灵，顺其自然和宗教信仰的首要原则，是对拉丁人有关事物保持深痛恶绝的态度。皇帝去国赴意大利之前，用讨好的言辞对城市提出保证，可以获得立即的救助和强大的援军；教士对于正统教义和学识才能充满信心，对于自己和他们的教民提出承诺，会轻易战胜西部盲目的牧人。

希腊人为双重的失望所激怒，签署条文的高级教士的良知被唤醒，受到诱惑的时刻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比起他们想要获得皇帝和教皇重用的希望，公众的愤怒更为他们所畏惧。他们并没有为言行的正当性提出辩护，反而伤感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过失，乞求上帝和他们的同胞大发慈悲给予原谅。面对谴责的质问，意大利的宗教会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能产生什么作用吗？他们的回答是叹息和眼泪：“啊!上帝!我们已经制定新的信条，我们已经用虔诚来交换不敬，我们已经背叛纯洁无瑕的祭祀，我们都会变成阿兹迈特分子[159]。”“啊!上帝!我们受到的诱惑是来自灾难、欺骗以及对短暂人生所抱的希望和畏惧。砍断签署联合决议的手，连根割去宣读拉丁信条的舌头!”琐碎繁杂的仪式和难以理解的教义更加重了他们对宗教的狂热，成为悔改最有效的证明，从各方面来说都要与西方绝对分离，连君王都不例外，只有本着道义之心坚持到底才能保有臣民的尊敬。

等到教长约瑟逝世以后，赫拉克利亚和特拉布宗的总主教鼓起勇气拒绝空下的职位，红衣主教贝萨里翁情愿在梵蒂冈获得温暖而又舒适的庇护。皇帝和教士的选择都是库济库斯的梅特罗法尼斯，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授圣职仪式，但是参加典礼的人员寥寥无几，连执十字架的护卫者都放弃了他们的职责。这种状况就像传染病一样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梅特罗法尼斯发出教会的雷霆之声，对一个分裂论盛行的民族丝毫不能发挥效用。希腊人的眼光投向以弗所的马可，把他看成护卫国家的勇士，告解神父受苦所获得的回报是赞美和称誉的颂辞。马可的典范和著作散布宗教争论的熊熊烈火，衰老和病痛很快使他离开尘世，然而马可的福音书并非宽恕的法律，他在临终时提出要求，不得有罗马的追随者参加他的葬礼或为他的灵魂祈祷。

分裂主义者不限于拜占庭帝国狭窄的领域，在马穆鲁克权杖的保护之下，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3位教长召集人数众多的宗教会议，否认参加费拉拉和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代表，谴责拉丁人的信条和会议，以联合抵制东部教会来威胁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希腊宗教团体的信徒当中，俄罗斯人最为强势、无知和迷信。他们的大主教也就是红衣主教伊希多尔，匆忙从佛罗伦萨赶回莫斯科，[160]将独立的民族降格置于罗马的束缚和控制之下。但是这些俄罗斯主教都在阿索斯山接受教育，君王和人民赞同教士的神学理论。他们对教皇特使的头衔、排场和拉丁十字架大为反感，这些不敬的人都刮光胡须，在举行神圣的礼拜仪式时还戴着手套和指环。伊希多尔在宗教会议上受到定罪的宣判，他本人被监禁在修道院，红衣主教从一个凶狠和狂热民族的手里逃脱，可说是极端困难的工作。[161]罗马传教士渴望越过塔内斯河使异教徒皈依[162]，俄罗斯人拒绝让他们通过国境。根据教规，这种否决是正当的行为，偶像崇拜的罪行没有像宗教分裂那样可恶。波希米亚人憎恨教皇，所以过错可以被原谅，一个由希腊教士组成的代表团要与这些乐观的狂热分子建立友谊。[163]当尤金尼乌斯四世对希腊人的联合决议和正教信仰感到扬扬得意时，支持他的党派只限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甚或皇宫之内。帕拉罗古斯的宗教热诚完全基于利害关系，受到反对以后很快冷却下来。企图背离民族共同的信仰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和帝位，虔诚的叛徒高举起义的旗帜，并不缺乏国外和国内的援助。他的兄弟德米特里乌斯为了宗教的事业准备动用武力，在意大利保持戒慎恐惧和深得民心的沉默态度。土耳其苏丹穆拉德看到希腊人和拉丁人建立友谊，表现出不悦的神色而且提高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