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希腊皇帝约翰·帕拉罗古斯及其子访问欧洲(1369—1402 A.D.)

土耳其人的武力产生巨大风暴，很快降临到帕拉罗古斯的头上。自从哈德良堡和罗马尼亚丧失以后，他沦落为傲慢的穆拉德的家臣，被困在都城中，唯一的愿望是能尽量拖延时日，成为野蛮人最后的俎上鱼肉。处于这种极其恶劣的状况之下，帕拉罗古斯决定乘船前往威尼斯，然后投身在教皇的脚前(1369年10月13日)。他是第一位访问西部陌生地区的拜占庭君王，然而也只有这里可以让他找到安慰或疏解他的情绪，在神圣的枢机主教团前露面，总比到土耳其政府能保住更多的尊严。罗马教皇在长久离开以后，现在又从阿维尼翁回到台伯河畔，乌尔班五世的个性温和、善体人意，鼓励或赞同希腊国君的朝圣活动。梵蒂冈在同一年内有幸能接待两位皇帝，这两位陛下分别代表着君士坦丁大帝和查理曼大帝。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在这次恳求援助的访问中，由于过去不断的灾难早已磨掉骄纵的气焰，讲出很多客套话，表现出过分谦虚的模样。他当着4位红衣主教的面，以一个真正天主教徒的身份，承认教皇的无上权威和圣灵的双重流出性质。经过这番心灵的净化过程之后，他被引导到圣彼得大教堂进行公开的觐见。乌尔班在红衣主教的护从之下登上宝座，希腊皇帝行了3次屈膝礼，虔诚亲吻神圣教父的脚和手最后是嘴唇。教皇当着他的面主持大弥撒，允许他走在前面牵着骡子的缰绳，梵蒂冈为他举行豪华的宴会。帕拉罗古斯受到友善而体面的接待，然而东部和西部的皇帝还是有点差别，[77]前者不可能获得罕见的特权，那就是以辅祭的圣职吟诵福音书。[78]

乌尔班为了赐给新入教者莫大的恩惠，竭尽所能要激发法兰西国王和其余西方强权的宗教狂热，但是发现他们对共同的大业极其冷淡，仅仅热衷于内部的争权夺利。皇帝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支英国的佣兵队伍身上，霍克沃德[79]或称阿库托领导一帮亡命之徒自称“白种弟兄”，从阿尔卑斯山到卡拉布里卡，在意大利四处蹂躏，相互敌对的国家可以花钱买到他们的服务。他们弯弓搭箭射向教皇的住所，受到革出教门的处分。教皇现在特别发布一份赦令，同意与这群盗匪举行谈判，但是霍克沃德的兵力或勇气都无法担负这项任务。这样一支援军所费不赀，产生的作用有限却带来危险的后果，帕拉罗古斯感到失望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走投无路的希腊人[80]只有准备返国，就是归程也遭遇羞辱不堪的阻碍。他抵达威尼斯以后，原来用利息惊人的高利贷借了大笔款项，但是现在他的钱柜已经空空如也，债权人生怕血本无归急着要他还钱，就把他拘留下来当作付款最好的抵押品。他的长子安德罗尼库斯是君士坦丁堡的摄政，一再受到催促要尽力张罗财源，甚至搜刮教堂的金钱都在所不计，好把他的父亲从囚禁和屈辱中解救出来。但是这个丧失人性的年轻人根本不因此而感到羞愧，反而以皇帝被囚而暗中感到庆幸。政府非常穷困，教士极其顽固，出于宗教的考量，可以为冷漠和拖延的罪行找到理由充分的借口。这种失职的疏忽行为受到孝顺的次子曼纽尔的严厉谴责，他很快变卖或抵押全部的财产，乘船赶到威尼斯解救他的父亲，愿意用自己的自由权利保证偿还所有的债务。等到帕拉罗古斯返国以后(1370 A.D.)，这位父亲以国王的身份对两个儿子给予应得的报酬。但是生性懒散的皇帝在信仰和行为方面，并没有因罗马的朝圣之旅而有所改进，他的变节背教或改变信仰没有产生任何宗教或政治的效果，很快被希腊人和拉丁人遗忘。[81]

帕拉罗古斯返国以后又过了30年，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曼纽尔二世再次访问西部各国(1400—1402 A.D.)，出于同样的动机，只是范围更大。在前面一章我提到他与巴耶塞特签订条约，接着是巴耶塞特的毁约，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和封锁，以及在英勇的波西考特元帅指挥下法兰西援军的作战行动。曼纽尔派出使臣向拉丁强权恳求出兵相助，但是大家认为饱经患难的国君亲自出面，会让冷酷的蛮族一掬同情之泪，愿意满足所提的要求。建议这次旅行的法兰西元帅，已经完成接待拜占庭皇帝的准备。土耳其人占领四周的陆地，但是威尼斯的海上航路还是通行无阻，意大利人把他当成第一次来访的基督徒国君，至少也是第二位受到欢迎的皇帝。

曼纽尔成为信仰的伟大斗士和忏悔的忠实信徒，不禁使人生出怜悯之心，他的行为举止表现出王者的风范，虽然受到同情也不会被藐视。他经由威尼斯前往帕杜阿和帕维亚，甚至就是米兰公爵这位巴耶塞特的秘密盟友，都派人带路将他安全而恭敬地送到边界。[82]等到进入法兰西国境之内，皇家官员负责照料他的起居、行程和用度。巴黎最富有的2000名市民全副武装骑着马，直到首都附近的查伦顿前去迎接。他在城门口受到内阁和国会成员隆重的接待，查理六世在王室和贵族的陪同下，用热烈的拥抱欢迎他的兄弟光临(公元1400年6月3日)。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身穿白色的丝质礼服，骑着一匹乳白色的骏马，这在法兰西的礼仪守则中是一种极为推崇的表示，白色被视为统治权力的象征。日耳曼皇帝上次访问时，提出傲慢的请求，却遭到恼怒的拒绝，他不得不同意骑一匹黑色的良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