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查士丁尼的神学思想和正统教会的创立及宗教迫害(519—565 A.D.)

前面提到查士丁尼成为君王、征服者和立法者的各种面貌，但是并未提到他还是一位神学家，或许大家带着成见好像不以为然，事实上他的神学就本人的形象而言，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的臣民极为尊敬活着或去世的圣徒，国君对于臣民这种心理非常同情，他的《法典》特别在《御法新编》这一部分，全都肯定并扩大教士的特权。凡是僧侣和俗人之间发生任何纠纷，偏袒的法官都倾向于认定，无论是真理、清白和正义都在教会这边。皇帝在公开或私下做礼拜时都很虔诚，足为模范，不管是祈祷、守夜还是斋戒，都像悔罪的僧侣那样严格；他的想象总抱着可以得到神灵的启示的希望或信念；他已经肯定获得圣母和天使长圣米迦勒的保佑；有一次病危康复要归功于殉教圣徒科斯马斯和达米安奇迹般的出现。都城和东部的行省到处装饰着他的宗教纪念物，虽然耗资巨大的建筑大部分是出于他的爱好和炫耀，不过皇家建筑师满怀宗教热忱，可能也基于对上天的恩主抱着敬爱和感激之情。在推崇皇帝的伟大的头衔之中，他认为“虔诚”两字最为悦耳，增进教会在世俗和精神上的利益是他毕生最严肃的工作，作为国家之父的责任通常比不上保护信仰。

当时的各种争论与他的性格和认识都能意气相投，神学教授对于一个外行为了专心于他们的技艺而忽略己身的工作，一定会在暗中加以讪笑。一个大胆的阴谋分子对他的同谋说道：“对这样一个顽固的暴君还有什么好怕的？整夜不睡也没有人保护，只会坐在小房间里跟胡须灰白的老头讨论问题，翻阅那些又厚又重的教会书籍。”苦读不辍的成果在很多会议中表现出来，查士丁尼成为说话有分量而且思虑周详的辩论家，显得光彩夺目，在很多讲道词以及使用诏书和信函的名义，向帝国宣布国君的神学思想。就在蛮族入侵行省，以及胜利的军团在贝利萨留和纳尔塞斯的旗帜下前进时，身为图拉真的继承人不理军营事务，以能领导宗教会议进行征服而感到满足。要是查士丁尼在这些会议上，曾经邀请不怀私心而又富于理性的观众，那么他可能明白下列几个要点：

首先，宗教争论是傲慢和愚昧的产物；其次，最值得赞许而又真实不虚的虔诚，只能靠沉默和顺从来表达；第三，对个人本性毫无所知的人，根本不应妄图探寻神的性质；最后，我们只要知道权柄和仁慈全部归于上帝即可。[338]

宽恕并不是那个时代的美德，要说纵容叛徒，君王更缺少那种雅量。等到皇帝降格成为心胸狭隘、脾气暴躁的争辩者，很容易在被激怒的状况下，运用全部的权势以弥补理论之不足，对于那些故意闭眼不加理会的顽固分子，毫不怜悯施以无情的处罚。查士丁尼的统治虽说一成不变，但还是想出很多不同的迫害办法，在巧立名目和执法从严方面，远胜前代那些懒散的皇帝。他规定所有的异端分子，要在短短的3个月期限内改变原有的信仰，要不然就施以流放的处分。要是他默许这些人勉强留下来，那么在他的铁腕统治之下，他们不仅丧失社会对于个体的所有福利，同时还会被剥夺作为人和基督徒的天赋权利。

在过了400年以后，弗里吉亚的孟他努派仍旧运用圣灵的特殊结构，受到男性和女性使徒的激励，追求完美和预言的宗教狂热情绪。正统教会的教士和士兵接近时，他们异常敏捷地抓住殉教的桂冠。聚会所和会众在烈焰中化为灰烬，即使是在暴君死去300年后，这种最原始的狂热分子却还是没有完全灭绝。受到哥特同盟军的保护，阿里乌斯派在君士坦丁堡的教堂勇敢面对严苛的法律，教士富有奢华的程度可比元老院。查士丁尼贪婪的手所攫取的金银财宝，或许可以说是合法从行省和蛮族获得的战利品。异教的残存人士仍然藏匿在人类生活最高雅和简朴的环境之中，激起基督徒的愤怒情绪，或许是极不愿有局外人成为他们内部争执的见证。有位主教以宗教的检察官而著称于世，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很快发现在城市和宫廷里，还有官员、律师、医生和老师坚持希腊的迷信。他们立刻接到严厉的通知，必须立即就愿意惹火朱庇特还是查士丁尼做出选择，再也不可能在冷漠或亵渎的面具后面，用可耻的行为隐藏对福音的反感。仅有佛提乌大公决心要像祖先一样活着或死去，他用短剑一击获得解脱，好让暴君鞭尸示众聊感安慰。他那些意志薄弱的弟兄只有屈服于尘世的君王，他们全部接受洗礼的仪式，尽力用宗教的狂热洗刷偶像崇拜的嫌疑或罪行。荷马的故乡和特洛伊战争的现场，仍然保留他的神话所激起的最后火花，还是那同一位主教的关照，在亚细亚、弗里吉亚、吕底亚和卡里亚，一共发现7万名异教徒都要改信基督教。为了这些新入教者兴建96所教堂，亚麻法衣、《圣经》、金银制的圣餐器具和各种法器，全部由虔诚而慷慨的查士丁尼供应。[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