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汪达尔人对阿里乌斯异端的支持和运用(429—530A.D.)

基督教为蛮族打开天堂之门，使他们的道德和政治情势产生重大的变化，同时让他们开始使用文字。对于把教义写在圣书中的宗教来说，这点极为重要。就在着手研究神圣的真理时，由于眼界扩大到历史、自然、艺术和社会等方面，他们的心灵也逐渐跟着充实。《圣经》的译本使用民族语言，必然有助于他们改信基督教。当他们与教士在一起时也会激起求知的欲望，想要阅读原文，了解教会的神圣礼拜仪式，从祖先的作品中研究与神学传统的关系。这类精神食粮保存在希腊和拉丁的语文中，是隐藏古代知识无法估价的丰碑，身为基督徒的蛮族可以接触到维吉尔、西塞罗和李维不朽的著作。从奥古斯都在位到克洛维和查理曼的时代，一直在进行心灵的沟通。

人类始终致力于达成更完美的状态，争强好胜之心因而受到鼓舞。科学的火焰一直在暗中维持生动的活力，使日趋成熟的西方世界获得温暖和光明。在基督教最腐败的状况下，蛮族仍然能从新旧约中学到公理正义，从福音中学到恻隐怜悯。要是他们对自身责任的了解不足以领导他们的行动，或是规范他们的热情，他们就会受到良心的约束或悔恨的惩罚。但是宗教的直接权威不如神圣的圣餐仪式那样有效，可以把基督徒的弟兄在精神的友谊中结合在一起。这种情绪的影响力有助于他们为罗马人服务或建立同盟，保持他们忠贞不贰的态度，更可以减轻战争的恐怖，缓和征服的傲慢，即使帝国在衰亡时，他们对罗马的名声和制度依然保持尊敬。在异教盛行时代，高卢和日耳曼的祭司统治人民，控制官员、行使司法的权力。狂热的新入教者转而把更多的忠贞和服从，虔诚地奉献给基督教的教皇。主教的神圣地位靠尘世的权势来支持，在士兵和自由公民组成的议会中拥有光荣的席位，用和平的手段来安抚蛮族死不认输的精神，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也是他们的职责。拉丁教士之间不断的书信来往，罗马和耶路撒冷络绎不绝的朝圣香客，以及教皇日益增加的权威，都巩固了基督徒共和国的团结，并逐渐产生出类似的风俗习惯和共同的法律体系，形成有别于其他人类的一些独立甚或相互敌对的现代欧洲民族。

但是不幸的意外事件会使宗教大业的运作受到阻碍和延迟，等于把致命的毒药注入救赎之杯。不论乌尔菲拉斯在早期抱着何种情怀，他把帝国和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状况在阿里乌斯派当权的时代形成，却是不争的事实。哥特人的圣徒赞同里米尼信条，保持开放的心灵和诚挚的信念，公开表示圣子并不等同于圣父，两者绝非本体同一。[304]他将这种错误的认知在教士和人民之中散布，整个蛮族世界受到感染成为异端邪说的巢穴。[305]狄奥多西大帝已经在罗马人中间，将这些异端教派压迫清除殆尽。这些新入教者性格单纯而且没有知识，无法体认形而上的精微玄妙之处，但是他们能虔诚接受并能坚定谨守纯正而真实的基督教教义。乌尔菲拉斯和他的继承人都用条顿语来宣讲和解释宗教的经典，这能够获得莫大的方便，有助于传播福音的工作。他们任命相当数量的合格的主教和执事人员，用来教导这些同宗的部族。东哥特人、勃艮第人、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迁居在残破的西部帝国，听到拉丁教士滔滔不绝的讲道，[306]认为不如本国的导师给予他们的更容易领悟的教训，于是这些黩武好战的改信者把阿里乌斯教派当成本土的信仰。在宗教方面产生的无法调和的差异，永远都是猜忌和仇恨的源头。受到谴责的蛮族为异端这个可憎的称呼所激怒，北方的英豪很勉强地相信，他们的祖先都下了地狱。[307]但是等他们知道自己信教以后，也不过改变永恒罪孽所应得的惩罚方式，难免感到震惊以致愤慨不已。

身为基督徒的国王期望从皇室的高级教士那儿获得积极的鼓励，而不仅仅是安详的嘉许。正统教派的主教和他们的教士，对于阿里乌斯教派的宫廷，永远持反对的态度，稍有不慎就会使自己成为罪犯，带来很大的危险。[308]教堂的讲坛是发布煽动言论最神圣最安全的地点，回响着法老王和霍罗孚尼斯的名字。[309]获得光荣拯救的希望和承诺，可点燃公众的不满。这些蛊惑人心的圣徒受到引诱，要尽快完成自己宣告的预言。尽管他们屡屡挑衅，但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正教教徒，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掌权下，仍能享有自由与和平。对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而言，傲慢的主子尊重他们那不惜牺牲性命也要保护他们圣坛的宗教热忱。所有的蛮族都赞扬并效法信仰虔诚、意志坚定的榜样，不过，征服者把他们对宗教的宽容归于理性和仁慈这两种更高尚的动机，避免公开承认是感到畏惧，以免受到难堪的谴责。同时他们喜爱正统基督教所表达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博爱精神的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