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军事组织的调整和改革及对后世的影响(330—334 A.D.)

奥古斯都所运用的政府组织策略，授予总督全部的统治权力，尤其在皇帝直辖的行省更是如此。地方大员们无论平时或战时，按照个人的作为获得奖励或接受惩处，他们既要能穿着文官的袍服在法庭治民，也要能全副铠甲率领军团出兵征战。[96]他们在税赋的征收、法律的执行和军事的指挥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所以只要个人的忠诚产生问题，所统治的行省也会涉入谋叛的活动，虽然如此，这种组织和用人的策略还是很少改变。从康茂德临朝到君士坦丁统治，将近有100名总督运用各种方式，打出反叛的旗帜，其中有些人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君王猜忌和残酷的作为下，更多的无辜者受到冤枉，涉嫌者也牵连其中。[97]君士坦丁为了确保王权的稳固和帝国的平静，不受掌握地方大权的臣属的威胁，决定把领军和治民的权责分开，一劳永逸解决帝国的隐忧，以往虽然也曾实施，但都是一时的权宜做法。

禁卫军统领在过去掌控帝国的军队，现在把军事指挥权转移到主将的手里。君士坦丁设置步兵和骑兵两位主将，位阶都是“特勋阶”的侯爵，平时负责部队的训练和纪律，战时无论军队是由步兵或骑兵编成，都由这两位主将共同指挥。等到帝国划分为东西两部，主将的人数也就倍增，后来又将负责莱茵河、上多瑙河、下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四个边区的将领，按照同样的位阶和头衔区分指挥权责，防卫帝国的任务交付给八位步兵和骑兵主将。在主将下面又设35位军事指挥官，配置在各行省，其中3位在不列颠、6位在高卢、1位在西班牙、1位在意大利、5位在上多瑙河、4位在下多瑙河、8位在亚细亚、3位在埃及、4位在阿非利加。他们的位阶通常是伯爵或公爵[98]，其所表达的含义，跟现代语言所表示的意义并不一样，在使用时会让人感到奇怪。但是要知道这是运用拉丁文所产生的讹误所造成，一般他们对军事首长都用第二种称呼，也就是说各行省的军事指挥官全都是“公爵”。其中不到十位享有更尊贵的地位，他们的位阶是“伯爵”，这不仅是荣誉名衔也显示其深受君王器重。“伯爵”的名衔由君士坦丁的宫廷所授予，服饰可以着金带以示区别，而且俸给非常优厚，可以用来维持190名下属和服务人员及158匹马。

各级将领奉有严格的规定，禁止干涉民政，尤其是司法和税务，但是军事指挥和部队有关事项也独立于文官系统之外。君士坦丁在这个时候，对教会阶层给予合法的制衡，使得罗马帝国在民事和军政方面获得良好的平衡。由于这两个部门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且双方的行事原则大相径庭，经常会引起争执，造成不和，有的地方对帝国是产生好处，但是也会带来有害的影响。当然行省的将领要与总督联合谋叛引起动乱，确实是很困难，可也别期望他们能齐心合力服务帝国。等到有事时，军方迟迟不发兵救援，而且行政部门也不愿向军方低头。部队没有接奉命令，也没有粮草的支援，经常是留在原地待命，把国家的安全置之不理，让毫无防卫能力的民众，任由愤怒的蛮族去蹂躏。君士坦丁的分权，使国家丧失进取的活力，但也确保君王的长久统治。

提到君士坦丁，还有一件革新之举应加以谴责，革新的结果是断丧军队的纪律，使帝国陷入沦亡的局面。在他与李锡尼争夺天下并赢得最后胜利之前，有19年的时间不顾帝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福祉，全副力量投入内战。敌对的双方为了逐鹿罗马世界，把防守边疆的兵力大部分抽调一空，各方控制地盘内的大城市，像帝国的边界一样，驻扎数量庞大的军队，把自己的同胞视为绝不饶恕的敌人。等到用国内守备部队平定内乱以后，战胜的君王缺乏智慧和毅力以恢复戴克里先严格要求的军纪、制裁带来致命影响的放纵行为。这种习性的养成，在于过分溺爱部将以及军事制度不彰所致。君士坦丁统治期间，宫廷掌握的部队称为内卫军，还有负责守卫边疆的部队称为边防军，这两种军制差别很大，为此订出相关法规[99]。内卫军的待遇较高而且能享受特权，除非是应付紧急的战争状况，平时驻扎在宁静无事的行省，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兴建军营，运用高压手段实施军事统治。士兵日久顽生，逐渐忘怀军职应该具备的素养，过着纸醉金迷的平民生活，不是自甘堕落去从事小本行业，好赚取蝇头薄利，就是无所事事，整天在浴场和剧院打混度日，完全失去积极进取的活力。部队变得不重视军事操练，只知道讲究饮宴和穿着，他们平素的作为让帝国的臣民感到畏惧，等到蛮族大军压境，则表现出畏战的怯懦姿态。[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