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督教永生和来世的教义

西塞罗针对有关灵魂永生的问题，在著作中[289]以最生动的笔墨，描述古代哲学家的无知、谬误和迷惑。

有些哲学家想要让门徒免除对死亡的恐惧，便告诉他们一个极为明显但不免有些悲惨的道理：人的生命走向终点的同时也解除了人生的苦难，人不复存在便也不再有任何痛苦。

但也有少数希腊和罗马的智者，对人生抱有更崇高而且在某些方面更正确的理解。尽管我们也承认，在这种崇高的探索中，他们的心智常常为想象所左右，这些想象又为虚荣心所激励。他们看到自己智力所及的范围是如此广阔，难免会自鸣得意，就会在极其深刻的思索和极为重要的作为中，全力施展记忆、想象和判断的才能。他们想到自己超越死亡和坟墓的界限，苦苦追求万古流芳的名声，绝不愿把自己看成田间的野兽。即使他们对某种高贵的生物无比赞赏，也只能限于尺土之内和几年的岁月之中。于是他们带着一厢情愿的见解，进而求助于形而上的科学，更正确的说法是形而上的语言。

这些智者很快发现既然没有一种物质具备运用思维活动的特性，那么，人的灵魂便必然是一种与肉体完全不同的实体，只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纯洁简单而又不可分解，在脱离形骸的禁锢之后，能感受到更高等的美德和幸福。从这些似是而非的崇高原则中，那些踏着柏拉图足迹前进的哲学家，得出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结论，因为他们不但肯定人的灵魂将从此永生，而且过去也一直长存，这样他们就十分草率地把人的灵魂看作是弥漫和支持整个宇宙无限的自在精神的一部分了。[290]这样一种脱离人类感官和经验的学说，可以让有哲学头脑的人士用来消闲解闷。或者，在寂寞无聊之中，为低沉的心志带来一丝安慰。但是个人在学习时所获得的淡薄印象，很快会被现实生活的人际来往和世俗事务所磨灭。详细体察生活在西塞罗和最初几位恺撒时代的著名人物的行为、品格和动机，从而可以断定，人生在世所作所为，从来不会因为死后的功过和赏罚而有所顾虑。在罗马法庭上以及在元老院中，最有能力的演说家丝毫不怕引起听众的反感，公开揭露这种学说纯属荒唐的无稽之谈，并称它早已被每一个受过开明教育、头脑清醒的人所摒弃。

(一)永生教义的哲学含义

哲学所能达成的最崇高的理想，也不过模模糊糊指出，人们对来世的愿望、希求，或最多是其存在的可能性。那么除了神的启示，再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肯定，脱离肉体的灵魂飞翔到无法觉察的空间，存在于不可见的世界，并且描述出阴间的真实状况。但是我们可以见到希腊和罗马的民间宗教存有下列缺失，难以承担永生来世的重责大任：

其一，神话体系欠缺一个确凿而牢固的支撑，经由窃取手段以获得权威的说法，已为异教徒明智之士所否定。

其二，画家和诗人任凭幻想描述地狱的情况，在其中安置许多幽灵和妖魔，奖赏和惩罚又毫无正义可言，以致一个对人心最为亲切的严肃真理，竟被毫无章法的虚幻情节所压抑和玷污。[291]

其三，希腊和罗马虔诚的多神教徒，很少把来世生活的学说看作一个基本信条。

众神的意旨，就其与公共社会的关系而非私人社会的关系而言，主要显现在大千世界的舞台上。人们在朱庇特和阿波罗圣坛前祈求的愿望，已经很清楚表明，崇拜者关心今世的幸福，对于来世的生活不是毫无所知，就是不感兴趣。有关“灵魂不灭”这一重要真理，曾经在印度、亚述、埃及或高卢大事宣扬，获得相当成就。我们不能把这种差别归之于野蛮人具有超越时代的知识，只能说是受到祭司制度的影响，那些祭司利用道德动机将其变成推动个人野心的工具。

我们或许会想到，对宗教而言如此重要的原理，早该用肯定的词句向巴勒斯坦的选民亲自讲明，至少也要将这事托付给亚伦[292]，因为只有他具有世袭祭司的身份。当我们发现，摩西律法没有灵魂不灭一说，便只能赞美天意的神秘安排。[293]关于来世的问题，先知言辞隐讳，在遭受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奴役的漫长岁月中，犹太人的希望和恐惧，始终限制在今世生活的狭窄范围之内。居鲁士允许被放逐的民族回到应许之地，以及以斯拉[294]重新恢复宗教的古代记录以后，耶路撒冷逐渐出现两个著名的派别——撒都该派和法利赛派。[295]前者的成员多来自社会中较为高贵和富裕的人家，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明文规定，非常虔诚地拒绝承认灵魂不灭之说，因为他们奉为信仰唯一准则的圣书，并未肯定这种说法；法利赛派则在圣书之外，加上一些权威性的传统说法，接受东方民族的哲学和宗教中的纯理论性教条，于是关于气运和宿命、天使和精灵以及死后的奖惩等说法，都列入新的信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