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罗马帝国的税制及对后世的影响(222—235 A.D.)（第2/2页）

富裕的社会继承税收的金额非常庞大，看来最适合罗马人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或随心所欲，可完全依据自己的心愿写遗嘱，根本不受近代有关限定继承人和决定财产分授家属之限制等规定。基于各种原因，父亲的偏心与不公，对于共和国热心奉献的爱国人士，或是帝国生活放荡的贵族，都会失去影响力。只要父亲将财产遗留四分之一给儿子，那儿子就不应提出任何合法的诉求。但一个年老而无子女的财主，在家庭里是暴虐的主子，个人的权力随着年龄和日渐衰弱而增加。一大堆奴婢之辈围在身边，把他当作法务官和执政官来侍奉，希望博得他的微笑，赞美他那些愚蠢的行为，尽量满足他的欲望，然后焦急等待他的死亡。随侍和奉承的技巧成为最赚钱的一门学问，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宣称它完全配得上一个特殊的称号。根据讽刺诗的生动描述，整个城市分为两大部分，那就是猎人和猎物。每天都有这样多失去理性和毫无节制的人，受到狡诈之徒的摆布，非常愚蠢地在遗嘱上签名同意。当然，也有一些人抱着对理性的尊重态度，受到别人德行的感召，留下合理而公正的遗嘱。西塞罗在当律师时，用辩护来保障当事人的生命和财产，曾接受合法的遗产达17万英镑。小普林尼的朋友对这位和蔼可亲的雄辩家，在遗产的赠与上也一点都不吝啬。[347]不管立遗嘱的人有什么动机，国库全部一视同仁地索取他们财产总值的二十分之一，这样过了两三代以后，臣民的全部财产便逐渐落入国库。

尼禄登基之初，皇帝渴望获得民心，或许是一念之慈的盲目冲动，希望能废除关税和消费税。聪明的元老院议员赞颂他的慷慨行为，但却转移计划执行的方向，因为这样做会扼杀共和国的财源，瓦解帝国的力量。如果这个美梦可以实现的话，像图拉真和安东尼这样仁民爱物的皇帝，早就热烈地把握如此光荣的机会，将重大的恩惠赐给帝国的臣民。他们以减轻大众的负担为满足，但还是不会将这些税收完全除去。他们用法律的温和与精确，以订出税务的原则和措施，保护各阶层的人民，防止任意的解释、过时的要求和租税承包商的肆意妄为。因而，在每个年代，即使是罗马最仁慈最明智的行省总督，也还是坚持贯彻租税承包商那有害人民的手段，至少也要用来搜刮主要的关税和消费税，这说起来真是一件怪事。[348]

卡拉卡拉的想法和做法与安东尼大不相同，他完全不顾国计民生的后果，甚至可以说是讨厌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发现必须满足自己在军队里引发的无穷贪婪。奥古斯都所设立的几种税制，以遗产税抽取二十分之一的金额最庞大，运用的范围也最广泛，影响力并不限于罗马和意大利。税捐收入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张而加剧，新的公民虽然在相同条件下缴税，[349]但可以因此取得阶级和特权，获得更丰富的补偿，像是地位和财富的光明远景，可满足他们出人头地的野心。但是这些显示着身份差别的好处，却在卡拉卡拉的奢侈浪费下完全丧失殆尽。毫无意愿的省民被迫接受罗马公民的头衔，得不到一点利益，却要承担罗马公民的实际义务。塞维鲁胃口奇大的儿子，对前任所制订的税务措施感到不满，认为其过于温和。他把遗产税从二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一，并且在统治期间(在他死后又恢复过去税率)施展铁腕强制执行，全帝国的臣民无不叫苦连天。

当所有省民以罗马公民的身份尽义务纳税时，对于过去以臣民的条件所奉献的贡金，应依法予以豁免。但卡拉卡拉和他的儿子并不采纳政府的税务原则，要求旧有的贡金和新加的税捐同时征收。到亚历山大当政，才大幅度解除省民的痛苦，将登基时所收税捐的总额减少到三十分之一。[350]虽很难了解他基于何种动机，愿将危害大众的残余罪恶予以铲除，但带有毒素的种子并未清理干净，还滋长蔓延开来，在后续朝代，为罗马世界投下了死亡的阴影。在本书中，我们经常提及的土地税、丁税及谷物、酒、油和肉类的大量征用，全部来自行省，供宫廷、军队和首都之用。

只要罗马和意大利被尊为帝国的中枢，保存于古代公民的民族精神中，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灌输到新加入的公民身上。军队的重要指挥官由受过通才教育的人来充任，他们体会到法律和文学带来的益处，经历各种文官和武将的职务，[351]依据功绩逐渐向上升迁。在帝国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军团之所以听命行事，部分要归功于他们言传身教的影响。

当罗马制度最后一道藩篱被卡拉卡拉踩倒，职业的隔离逐渐成为阶级的区别。内部行省最有教养的公民，才够资格充任律师和行政官员。当兵吃粮的粗活丢给边疆的农民和蛮族，他们只知军营而不知国家，只懂战争而不懂学识，当然更不了解民法和军纪。他们以血腥的双手、粗暴的习性和搏命的决心，固然有时可以保卫紫袍，但是更多时候却颠覆了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