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秋后算账(第3/3页)

余懋学这个说法,在《丝绢全书》里也有佐证,其书里收录了《查豪右牌面二张》《按院再议均平查访豪右宪牌》《都院再访豪右宪牌》三份文件,都是各级官府的明发文件。另外还有一份歙县人的举报信,说五县暴乱的主谋,在于“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为什么把矛头对准当地土豪乡宦?余懋学认为,这是得自张居正的授意,试图把他也攀扯进来,好进一步报复。

按照余懋学的说法,在事件期间,张居正给应天巡抚胡执礼写了封密信,指名说婺源大乱的根源,在于前南京尚宝司卿汪文辉和余懋学;同时张居正还指使都御史王篆,写了一封信给应天巡按郑国仕,说余懋学和另外一个叫洪垣的婺源乡宦是主谋,一定得严惩。

甚至连殷正茂,都亲自给徽州知府写信,暗示余懋学和暴乱的关系。

种种压力之下,各级官府不得不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大张旗鼓地抓捕当地豪强。可命令传到了徽州府这一级,态度陡然消极下去——这完全可以理解,朝廷与基层之间隔着一道乡绅,要实施有效统治,不争取到他们的合作是不行的。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听从上级指示,使劲打击当地豪右,那会得罪一大片人,以后管起来就更难了。所以徽州府给朝廷回了一封公文,叫《本府回无豪右申文》,不用看内容,光看标题就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谈不上抓捕了。”

胡执礼和郑国仕本来也只是迫于张居正的压力,才发牌捕拿。现在徽州府否认,加上余懋学在北京的几个朋友王锡爵、陆光祖、李世达等人也写信过来劝其守正,抚、按两院乐得顺水推舟,改口说既然不是豪右作乱,那一定是生员闹事,改抓他们吧。

然后,这才有抓捕程任卿等人的动作。

在给这些人议罪之时,张居正因为找不到余懋学的罪碴儿,心里很不爽,又听说余懋学跟程任卿关系不错,便特意指示刑部要严办。结果原本给程任卿判的是充军,被张居正这么一插手,最后变成了斩监候。

这些八卦,余懋学本来是不知道的。他后来起复,重回官场。李世达和郑国仕给他出示了张居正和王篆的亲笔信,他才知道当年自己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自称当时吓得“毛发犹为悚然”。

至于程任卿被判死刑,余懋学认为不过是代他受过罢了。

余懋学这次上疏,希望能够申请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军流放。他还特意提及,当时的户部尚书殷正茂致仕以后,隐居歙县,也一直为释放程任卿而奔走,说明他内心有愧。

余懋学是言官出身,笔法厉害,为了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批评了一通朝廷对徽州丝绢案的处理意见,先后列举了五不堪、五不通、四诬捏、四不协,如同檄文一般。

言外之意,整个徽州之乱,张居正得负首要领导责任,是他强行偏袒歙县,强令户部、应天两院改税,五县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击,是有大义名分在的,不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民变”。

余懋学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从推广一条鞭法的角度出发,张居正确实对徽州之乱施加过一定影响力,但若说整件事情就为了针对一个回家待业的前言官,未免太过阴谋论了。最多是张居正搂草打兔子,顺便而为罢了。

徽州之乱,究其过程,跟余懋学本人真没什么关系,他单纯是想多了。

有趣的是,别看余懋学对徽州丝绢案有诸多批评之词,却只字不提翻案之事。不光不提,他在文章最后不忘补上一句:“乃若丝绢均平,处分久定,臣不敢复置一喙,以滋纷扰。”

什么意思?现在丝绢案已经过去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免得再生变乱。

余懋学心里很清楚,徽州的“人丁丝绢”税惹出那么多风波,费了多少力气才算谈妥。他身为徽州人,可不敢轻易言改。万一因为自己一言而再起纷争,徽州上下,非把他吃了不可。

批判张居正容易,再辩论一次徽州的丝绢税?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