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康熙来了：年轻皇帝的顶层设计（第2/8页）

据说，在乾清宫皇帝御座边的柱子上，贴着一张条幅，上面大书三件事：三藩，治河，漕运。在其当时，这是摆在玄烨面前最为紧迫的三件大事，应该说也是那个时代实现国泰民安最重要的三件大事。

三藩，指的是在大清帝国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三个汉族藩王：广东的定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本来还有一个驻扎在广西的恭顺王孔有德，他们是清初著名的四位汉族藩王。这个孔有德不走运，在平定广西的战争中，碰上了张献忠余部里最能干的将军李定国，结果在桂林攻防战中，不但额头中箭，城池也没能守住。最后，他让家人点火自焚，他自己也自杀死掉了。从此，只剩下了三位汉族藩王，也就是所谓三藩。

在我国历史上，但凡大一统的中央帝制政权建立并稳定下来之后，那些手握重兵重权的地方藩王和功臣就会成为一个大麻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说法，韩信被吕后派萧何骗进大汉皇宫钟室就死前，说的就是这句话。一般说来，中国帝制传统下的君主，很难容忍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这种人的存在，与帝王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是不相容的。打天下时，为了刺激他们玩命干活，需要名位上的奖励；天下太平之后，这种人就成了威胁皇家利益、破坏安定团结的最大因素。刘邦临死前，之所以要和诸臣杀白马盟誓，不许再封异姓王，就是因为他已经勘破了其中的奥妙。

其实，不要说异姓王，到汉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时，为了削夺刘家子孙的王权，也都是在人头滚滚落地之后，方才实现的。到了大明朝，朱元璋将自己的子孙分封在全国各地。他死后仅仅四年，握有重兵的四儿子朱棣便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从此，大明对藩王的权限作了极其严格的规定：只许吃喝玩乐，不许拥有军队，不许干涉地方事务，甚至不许走出王府所在城市的城门等等。

大清朝立国之初，大约是还没有领教过这种势力的厉害，于是，一口气封了四位汉族异姓藩王。

事实上，在进军全国的过程中，这几位汉族藩王统率的军队，可能比满洲八旗的兵员总数还要多。说大清朝的天下有一半是他们打下来的，应该不算过分。前面谈到的那位孔有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广西地区大体平定下来以后，孔有德曾经上书皇帝，谈到自己满身如同刻画一般的伤疤，一到风雨时节，便痛不可当，几次昏死过去。且自己生长在辽东，不习惯南方水土，因此，希望解甲归田，安度晚年。皇帝不许，因为南方还没有彻底平定。结果，还真让皇帝说中了——

不久，李定国便打到了桂林城下，这位孔有德也就此丢掉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另一位王爷尚可喜也曾经两次请求激流勇退，由南方返回辽东居住，但同样因为南方战局未定而被朝廷拒绝。在这个意义上说，最后酿成三藩之乱，中央政府还真的有不小的责任，很难完全排除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嫌疑。如今，天下大体太平，于是，三藩就成了问题。特别是吴三桂，远在西南边陲，山高皇帝远，实力又发展得特别大，已经成为皇家的一块心病。

谈到吴三桂的历史，实在是头脑错乱、整个一个稀里糊涂的话题。

面对这个话题，应该感到尴尬的不单单只有一个吴三桂，还有所有愿意正视这一段历史，同时智商指数还不算太低的人。

以往，吴三桂受到了不少痛骂，这些骂声并非毫无道理。当人们把他骂成是“汉奸”、“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等等时，如果是出自晚明前清时代的文人之口也就罢了，毕竟他们中有不少人是明朝遗民，心中藏着深深的隐痛。若是出自当代人之口，问题就出来了。在把吴三桂骂得狗血淋头时，这些人似乎已经把国家与民族利益扔到了脑后。道理很简单：假如吴三桂与李自成联起手来，将多尔衮与大清铁骑打回到山海关之外的话，中国还会是今天的中国吗？

翻开历史地理书籍和历史地图集，我们很容易就会知道，大明帝国最大时，其有效控制的国土面积大约在五百万平方公里上下；到明朝末年，能够有效控制和管理的则只有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左右。大清帝国入主中原之后，其有效控制和治理的国土面积，最大时曾经达到过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以上；即便经过晚清时节的丧权辱国，中国国土面积仍然保留下来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

如果不是吴三桂打开天下第一雄关，有谁能够告诉中国人——那已经烂透了的大明朝、刚刚进入北京就开始烂的李自成，还有那位差一点就把四川人杀光了的张献忠等，还会做出些什么惊世骇俗的事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