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皇太极继位：充满谜团的权力转移（第2/8页）

女真人源于游牧渔猎生活的文化与农耕社会的汉族文化差异极大，完全不可以用帝王政治和儒家文化传统去生搬硬套，特别是前清时代的情形。许多出自汉文化训练的文人，将这一段历史解释得牛唇不对马嘴，原因端在于此。

仔细考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女真人和在我国境内生活过的以及世界上众多游牧渔猎部落一样，有过许多相同或类似的习俗——

譬如，他们习惯于迁徙，习惯于追逐水草丰美的地方。努尔哈赤的祖先曾经多次移居迁徙，努尔哈赤多达五六次迁移首都，便可以看成是这种习俗的遗风。这和农耕社会的安土重迁显然不同。楚汉相争时，刘邦的根据地定在关中，就再也没有改变过；元明之际，朱元璋的大本营扎在南京后，便牢牢地钉在那儿不动。

这些游猎部落习惯于以小核心家庭的方式分散生活，于是当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时，便由大家来推举那些勇敢、聪明、公正的人物，将人们召集并组织起来。他们之间由习俗而产生的约法简单而严厉，不能严守这种组织约束的人，常常要受到死刑的惩处。他们的司法制度看上去粗暴简单，却十分有效。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常设的监狱，即便有，里面也时常是空的。八旗制度——从牛录到甲喇到固山八旗再到后金汗国便是在这种培养基上生长与发育起来的。

而那些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将他们强力整合或组织起来的人，就成了他们天然的领袖——单于、可汗、王等等。

这种整合或组织与他们原有的游牧渔猎生活并不吻合，因为在那广阔得几乎无边无际的草原山林、雪野戈壁上，要想将他们组织起来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整合后的军事行动必须具有下列两种情势方能长久持续：其一，军事行动战果显赫，能够得到比游牧渔猎更高的经济利益；其二，整合他们的领袖人物已经或正在被神化。其中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不停地告诉自己的人民，他们的王族有一个来自天上的祖先，或王本人曾经接受过某种神秘的授权。努尔哈赤的祖先是一位来自天上的仙女，努尔哈赤的脚上长着贵不可言的红色七星，满族人不吃狗肉并爱护乌鸦因为狗曾经受神灵指派，掩护了努尔哈赤，而乌鸦则衔来朱果，使仙女受孕生下努尔哈赤的祖先等等传说，即属此类。他们的领袖必须是得到上天护佑的半人半神才行。

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是：尽管他们差不多都是从一个首领和一群情同手足的战士开始其英雄传奇的，比如，从努尔哈赤起兵时就跟随他的著名五大臣，但最后上天仅仅保佑首领一族，政治权力的继承，全部为王族所独占，其他部族不能侵犯这种神圣的权力。这就是以王族血统主义为原则的政治传承制度。

困扰大汉三百多年的匈奴，困扰大唐盛世的突厥，使大宋烦闷不安了一个多世纪的契丹辽国，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如今的女真黄金种姓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家族，只要一一解剖就会发现：这些游牧渔猎民族都在恪守上述原则。在他们那里，国家万世一统，以王族的开始为开始，以王族的结束为结束。从来没有发生过王朝在国家内部被推翻更替的事情，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从来没有落到过王族之外。这是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历代帝王梦寐以求数千年而不可得的一个梦想。

最后，与王族血统主义继承原则相配合的，则是领袖推举制原则。从秦汉的单于时代到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两千多年时间里，这一原则一直坚定地在我国上述几乎所有游牧渔猎部族中发挥着作用，与王族血统主义相表里，成为一个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这一根本制度的含义有二：其一，部族国家的元首只能在一个受到上天护佑的、半是人格半是神格的王族中产生；其二，元首必须在有资格的王族成员中经过推举产生。

这种制度顽强不息的生命力，必定与下列情形有关——

分散的游牧渔猎部族与农耕社会之间，有一个巨大差别：那就是他们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要分散得多、动荡得多也险恶得多，他们之所以能够被组织起来，甚至整合成为国家，一个普遍的原因是出于战争、抢掠财富等与军事相关的动机。

本来，这些游牧渔猎部落的人们并不关心农耕社会里发生的一切，但是农业社会和城市文明所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唤醒了他们对物质文明的最初欲望。那里的金银珠宝、铜铁器具、绸缎布匹、粮食茶叶无不可以有效地改善他们动荡的生活。于是他们学会了通过贸易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资，为此他们时常需要忍受对方的欺骗、敲诈、傲慢无礼和有时真正的背信弃义、下流无耻。当天灾人祸降临时，情形就会变得更加悲惨。当他们忍受那些屈辱却得不到自己需要的物资时，战争就将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