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二、天津巨头会议

直皖战后,北方的局势有了改变,在此以前,北京政府无论谁任总统或是总理,北京政府只有一个“太上政府”,就是以段祺瑞个人为中心。皖系战败后,北京政府出现了两个“婆婆”,一个是曹锟,一个是张作霖。任何一件事,曹锟点了头,张作霖不点头,事情就办不通,而曹张之间代表直奉两系的利益,很多问题并不协调,做“小媳妇”的北京政府就无法处理,无所适从。

尤其是靳云鹏,他坐在国务总理椅子上,其背景既不是直系,又不是奉系,却是垮了台的皖系,由于他的复杂身份,他在皖系便为大家所不齿,陪了笑脸生存在直奉两系夹缝中,这日子真是太不好受了。

当时北京政府内部的问题也很多,最尖锐而突出的,是国会问题。由于皖系一手制造的安福国会已经宣布停会,北京事实上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新国会。因为广州虽然有一个国会,可是广州的国会是和北京唱对台的,北京政府当然不能把它恢复。所以北京政府便通令各省根据旧选举法进行国会的改选。这一措施是在使北京和广州的国会同时消灭,南北双方都重新选举。因为旧选举法是迎合南方坚持的旧约法,这便使南方在法律问题上占了上风,另一面使南方的“护法”大旗使用不出来,岂不是可以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

其实北京方面走着棋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因为徐世昌的大总统就是安福国会产生的,而安福国会是根据新选举法选出来的,现在又用旧选举法选国会议员,就是舍新存旧,就是承认徐世昌自己的总统地位为非法。同时这一措施并不能满足南方的要求,因为南方护法的目的是恢复旧国会,并不是用旧选举法选举新国会。所以北京政府公布重新选举国会议员后,南方却置之不理。

不只是南方,皖系的封疆大吏如浙江督军卢永祥就首先反对改选国会,其他北方各省也不热心支持这个选举。

在国会问题上,北京政府不只不能得到南方的支持,甚至连北方的内部也没有协调。因此北京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一直陷于没有国会状态中。

靳云鹏是10年5月第三次组阁,为什么他以一个皖系人物,竟能在皖系失败后受到垂青呢?原来他在安福国会时代,受尽了安福系的气,他在段祺瑞下边,与徐树铮积不相容,他又是张作霖的亲家,所以在安福时代,靳云鹏是皖系所排挤的人物,也因此使他在直奉两系统治北方时,能成为内阁总理。

他这次组阁时,其政府的中心问题有二:一是谋求形式的统一,以便向国外借款,二是巧妙地运用直奉两大势力以平衡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除非有力量统一,否则自外国银行借款就不可能。事实上中国当时是分裂状态,从什么形式来统一,任何人也不敢武断,外国银行团眼光更现实和机警,自不会把钱放到一个危险的地区。所以北京政府想向外国借款,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北京政府多少年来就是靠借债度日,尤其是借外债,押铁路、押关税、押矿、押盐,无所不押。如今外债不能借,内债也要惜,要借内债就要向银行和银团借,国内的财权都是掌握在旧交通系的手中,靳在第二任内阁时曾延揽旧交通系的周自齐为财政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以为依赖这两位旧交通系的巨头可以支持北京政府的财政。可是当时有人向靳说:周、叶故意在财政上制造困难,以迫靳内阁垮台,使交通系领袖梁士诒出任阁揆。原来周、叶认为解救财政的困难,既借不到外债,又无法增税,唯一善策是发行内债,可是内债的债信也扫地,所以必须先恢复内债的债信。恢复内债债信势必将一切财源先用之于整理内债。因此,很多人便认为周、叶两位旧交通系领袖如此做,实在是想在财政上困迫靳内阁,以使其垮台。

第一次靳内阁是起于8年9月,迄于9年5月。第二次

靳内阁起于9年8月,迄于10年5月。

穷并不是靳内阁的特色,因为北京政府一直是穷的,不过在靳时代有告贷无门之苦。

10年初,北京和全国各地到处闹穷,军费积欠了八九个月,各省都有规模不同的兵变,而各省的军政负责人,也都为了财政问题而伤透脑筋,向北京催款的电报似雪片一样飞来。

10年1、2月,张宗昌所属暂编第一师在赣西兵变,造成了江西人民巨大的损害,后来经由陈光远派兵予以解散。湖北的宜昌和沙市也发生兵变,烧杀焚掠无所不为,且侵扰到外国商店,引起了外交团的严重干涉。还有保定,本来是直系的大本营,驻军廿三师且为直系所属最精锐的部队,也因欠饷而引起了兵变,这对直系颜面大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