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尘埃落定（第4/5页）

有些人参与过1923年和1924年的纳粹活动，由于为希特勒效劳而大发横财。马克斯·阿曼以前是位陆军中士，后来接管埃耶出版社，依靠销售量猛增的《我的奋斗》和发行量飙升的《人民观察家报》建立起一个庞大商业帝国。希特勒委任他为帝国新闻协会与报业印刷商协会会长，赋予他督管德国所有出版物的大权。如有与官方路线相背者，他有权强迫使其停业。那位长着山羊胡子的法官格奥尔格·奈德哈德曾经在审判希特勒叛国罪的法庭上让希特勒左右现场诉讼进度，最后判处希特勒“不剥夺荣誉”安逸自在地关押在要塞监狱里（六个月后假释）。此人在希特勒执掌大权后也颇为得志。希特勒论功行赏，让他当上了巴伐利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这位法官1941年去世时，希特勒以元首的名义，亲自派人把一个大花圈摆在了他的葬礼上。

在审判希特勒叛国罪期间，古斯塔夫·冯·卡尔态度极为坚决地反对希特勒，反对他的勃勃野心。后来卡尔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这位前任高级专员、当时已是退休的公务员，被纳粹党卫军成员从公寓里拖了出来，惨遭折磨，最后丧命。卡尔面目全非的尸体在达豪集中营附近的沼泽地里被人发现。希特勒的同谋，审判中的共同被告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很快失宠于希特勒，加入了一个神秘的政治团队，既攻击基督徒，又同样攻击犹太人，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政治怪人。他和希特勒渐渐疏远，最后甚至成为敌人。鲁登道夫于1937年去世。

在暴动夜晚遭到希特勒手下党徒损坏的那家市民啤酒馆，后来因与纳粹党结下不解之缘而获利颇丰。到希特勒于1933年大权在握时，以前那次失败的暴动也已成为英雄传奇。其中的纳粹死亡者均被官方视为受人尊敬的烈士，通过悬挂大型牌匾，在音乐厅广场安排仪仗队的形式来纪念他们。那16位阵亡者埋葬在附近一座希腊风格的荣誉纪念堂里。每年在啤酒馆暴动周年纪念日11月8日这天，希特勒都要举行纪念仪式，率领仪仗队伍从音乐厅广场出发前往市民啤酒馆，然后在那里发表演讲。

但是这种定期举行盛大纪念活动的做法险些要了希特勒的命。1939年，仅在希特勒刚刚入侵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月后，那家市民啤酒馆便成为一次蓄意谋杀希特勒的现场，差一点为全世界终结了希特勒噩梦。有位名叫格奥尔格·埃尔瑟的聪明木匠，一连两个月在市民啤酒馆关门后干夜班。他一心要“改善工人生活状况，避免战争”，于是把一个延时爆炸装置安放在了市民啤酒馆讲台后面的支柱里。埃尔瑟知道希特勒从晚上8点半开始至少要讲上一个小时，历来如此。因此他将自制的爆炸装置的引爆时间设定在晚上9点20分。但是由于那天晚上慕尼黑机场大雾弥漫，希特勒在8点提早开始演讲。讲过1小时7分钟后，希特勒于9点7分离开市民啤酒馆赶乘返回柏林的那趟火车。13分钟后，埃尔瑟自制的炸弹轰然作响，炸毁了啤酒馆，当场8人毙命，60人受伤。希特勒13分钟前站的那个地方完全被炸毁。德国作家克劳斯·克里斯蒂安·马尔詹写道，在20世纪的历史上，“这13分钟造成的损失最为惨重”13。作为战时炸弹袭击的受害场所，那家市民啤酒馆如今已销声匿迹，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开发项目。矗立着那根支柱的原址上只有一个牌匾，纪念着格奥尔格的当年壮举。

如今兰茨贝格监狱仍然是巴伐利亚州的一座刑罚机构，关押着500多名囚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要塞监狱中的希特勒牢房与其他牢房均被拆除。内墙被拆掉，那个开放式大房间又恢复了监狱初次开设时所起的作用——监狱小型产业加工的劳作场所。要塞监狱的外墙仍然存在。牢房中的高窗没有变，只是上面的铁栅栏略有腐蚀。当年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每天透过这几扇高窗向外眺望。2015年，笔者爬上楼梯上了二楼，来到希特勒牢房窗前，依然可以透过牢固的铁栅栏看到当年展现在希特勒面前的那同一片质实无华的绿色景观。站在希特勒曾经生活、就寝和工作的地方，心里有一种奇怪的亲临希特勒空间的感觉。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位未来的独裁者将其许多扭曲邪恶的思想诉诸文字，写在了书里。希特勒虽然已经离开了90年，可是他的阴魂似乎仍然滞留在具有160年历史的要塞监狱大楼里。从这个地方，经由那个人，酝酿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灾难，其中大部分就酝酿于这个狭窄的牢房里。

那些绞刑架毫无壮观之处。设计简单的大木箱一侧有一段阶梯通到上面；下面是个封闭的空间，这样便看不见垂下来的尸体。既不同于17、18世纪伦敦的公开处以绞刑时的大场面，也不同于巴黎谐和广场上的囚车和断头台，绞刑架不设行刑台。这是一种不光彩的结局。被判绞刑的犯人从来都穿着一般的衣服，好像去工厂上班一样。犯人的双手捆在一起，表情从来都是那样严肃阴郁。行刑时，犯人被慢慢带上台阶，沉默不语。上面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人，手里拿着套索。另外还有一位牧师，其装束完全遵照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传统，身披一件镶着花边的白色法衣，衣袖宽大，凸显出牧师特色，手里拿着一本黑皮书。绞刑架四周站着一些人。从穿着的制服来看，他们是美军士兵，头戴印有军警标志的钢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