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我初次接触到有关拜占庭的故事是在长岛北岸一片风光宜人的盐沼滩上。当时我在此处稍歇，阅读一本名字简单扼要的书——《最后的罗马帝国》，准备追溯那些耳熟能详的内容，黑暗时代的文明没落、野蛮横行。然而，闲适地倚靠着我最喜爱的树木，我恍然发现自己眼前浮现出一幅绝美画卷，绘满了栩栩如生的历代帝王，喧哗躁动的蛮荒部族，那些自立为罗马皇帝的人，直到许久之后帝国衰亡，化为尘土。恍然间，这一切显得那样熟稔，又那样遥远；罗马帝国，某种意义上拯救了黑暗时代，点燃了传统世界的文明之光。有关它的历史似乎时常占据头版头条。希腊-罗马文明缔造的基督教-犹太教共存的社会危机四伏：移民迁徙，政教斗争，以及来自伊斯兰世界好战部族的威胁。在这个社会里，穷人希望富人多缴税，富人四处投机倒把，冗赘的官僚机构试图在其中寻求平衡，在不引起众怒的前提下大发横财。

然而，拜占庭同时带给我们惊人的陌生感，充满诱惑，却又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神职人员屹立于国家顶端，高高在上，皇帝站上了圣坛，对布道大加抨击，吹毛求疵的神学理论引发了大街小巷的暴动。渗透现代社会的民主概念会让拜占庭大惊失色。拜占庭社会奠基于3世纪的动荡和暴乱，地方上暴动四起，皇帝只能孤注一掷，力保皇位。民主，意味着众生平等，这将会严重动摇拜占庭等级森严、组织有序的社会，带来永无休止的内战噩梦，这也是所有人民力图避免发生的。不过，拜占庭的人民也并非极权社会压迫下的绝对囚徒。地位低下的穷苦农民和孤寡妇女都能在皇权之下寻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样，一位地位低微的马其顿农民最终一步登天，成为拜占庭最伟大的统治者，将广阔国土扩张至几乎包围整个地中海地区。他的继任者监管着一个宗教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同时这个社会又拥有世俗的教育体制，将自身视为江河日下的国家中文明之光的守卫者。如同拜伦勋爵的著名论断，他们是“三核合并”：罗马的肉体，希腊的思想，以及神秘主义的灵魂。

在众多定义之中，这一条可谓出类拔萃，一部分原因是“拜占庭”这个术语是完全现代化的发明创造，因而为这个帝国下定义显得愈发难于登天。我们所谓的拜占庭帝国事实上是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分，从323年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到11个世纪之后的陷落，其人民始终自认为是罗马帝国的子民。大部分时间内，他们的邻居、盟友和敌人也都持同样的观点；当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时，他自号为罗马的恺撒大帝，认为自己是作为奥古斯都的直接继承者统治此地。只有启蒙时代的学者们相对偏好将他们的根源归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拒绝承认东部帝国的“罗马”之名，而是将之命名为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古代名称。对他们而言，“真正的”帝国已经随着末代西罗马帝国皇帝的退位在476年宣告终结，君士坦丁堡“冒名顶替者”的历史，不过是超过一千年的蛮族堕落、腐化和衰落的历史罢了。

不过，西方文明的繁荣有极大一部分都要归功于这座博斯普鲁斯海峡上饱受鄙夷的城市。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这座都城伫立于此，作为东方伟大的堡垒，守护着新生的、混沌的欧洲世界，之后，自诩的世界征服者们前仆后继地对这城墙发起了进攻。如果拜占庭帝国不曾存在，进攻的伊斯兰大军将会在7世纪横扫欧洲，同时像吉本所思考的那样，穆斯林的宣礼将在牛津的尖塔回响。然而，拜占庭所带来的馈赠并不仅限于军队的力量。当文明的光辉在遥远的西方爱尔兰修道院逐渐暗淡之时，文明的火种却在君士坦丁堡的土地上熊熊燃烧，时而蓬勃，时而平缓，但却始终燃烧不灭。拜占庭最伟大的皇帝，查士丁尼大帝，带来了罗马法——时至今日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法律基础，工匠们创造了拉韦纳辉煌绚丽的马赛克镶嵌艺术，以及圣索非亚大教堂的辉煌建筑，学者们为我们带来耀眼的希腊和拉丁经典，这些经典在西方的黑暗时代几乎被彻底湮灭。

假设我们将这些成就全部归功于拜占庭，也就等于回避了一个问题——为何这个帝国会被后人如此长久地忽略？罗马帝国的东、西两部分四分五裂——先是文化，其次是宗教，随着彼此日益疏远，隔阂也随之产生。基督教不过是掩盖矛盾，维系关系的表面虚饰。然而到了1054年，当教会分裂为基督教和东正教两部分时，东、西两方都意识到，彼此的联系是如此微弱，隔阂又是如此深刻。十字军东征将双方的裂痕扩张到最大化，激起东方长久以来的怨恨情绪，以及西方爆发的嘲讽声音。当拜占庭的残余势力向伊斯兰入侵者屈服之时，欧洲正重整旗鼓，掉转风头，对自身的势力增长和蓬勃发展抱有十足的信心。双方彼此蔑视，导致拜占庭长久以来陷入一片混乱蒙昧之中，而这本身是毫无意义的，正因此，那些曾经受过帝国庇护的人许多个世纪以来早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