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吕后应战

刘邦废太子之事引发了两个方面的强烈反应。

第一个做出强烈反应的是朝中大臣。

张良、周昌、叔孙通等朝中大臣都坚决反对废长立幼。

其中，叔孙通于汉十二年劝阻刘邦废立太子时的一番话最具代表性：

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叔孙通此时的官位是太子太傅，即太子的老师。叔孙通为什么认为太子是“天下本”？因为，太子是储君，是后备君主。一旦开了废长立幼的先例，对整个君主继承制度是一个巨大的破坏。

叔孙通为代表的朝臣们看重的正是制度治国，他们认为：一旦制度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张良、周昌等大臣们的反对皆缘于此。

废长立幼历来是国之大忌：皇帝多子，皇权巨大，皇子争夺皇权是必然的。历代皇帝在这一问题上都非常犯难，弟弑兄，子弑父，勾结大臣，交通宦官，制造假相，可以说皇子争当皇帝是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历代帝王、大臣也对此绞尽脑汁，采取对策。在种种对策之中，嫡长子继承制最终胜出。为什么呢？

一是保证国有长君；

二是杜绝皇位之争。

古人常云，“国赖长君”。“长君”，是年长之君。“长君”一般阅历丰富，能够处理比较复杂的国事。人非天才，必须要有实践，有阅历，“长君”的优势正在于他有阅历。

一个王朝如果能够靠规则、制度行事，而不是靠某个国君的个人好恶行事；这个王朝就会稳定得多。因为，靠规则、制度行事，实际上是按法制办事；仅靠某个国君的个人好恶行事，更多地带有人治色彩。对一个王朝来说，法治显然比人治要更稳定。

当然，嫡长子继承制虽然是祖宗成法，带有一定程度的法制色彩，但是，嫡长子继承制有时也会遭遇尴尬——嫡长子年幼与嫡长子无能。

关于嫡长子年幼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讲。刘邦遭遇的尴尬是嫡长子无能。

嫡长子继位是硬规则，但是，嫡长子无能却不能更换，这就是刘邦遭遇的尴尬。这种尴尬，其实是封建帝制规定的父死子继制的死穴！在封建政体下，这一死穴根本无法破解。要么承认一个不适合做帝王的嫡长子继位，要么废掉不适合做帝王的嫡长子而另选一个合适的人选——废昏立明、废弱立强。但是，这种废掉嫡长子另选继承人的问题又违背了嫡长子继承的规则。

封建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的不合理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相对而言，嫡长子继承制的优越胜过缺陷。因此，嫡长子继位这一规则在历代王朝中最受重视。因为，这一规则的可操作性最强，人为干扰的因素最弱。

历史上废长立幼带来国乱的不乏其例。晋惠公听信骊姬之惑，杀太子申生，导致国家混乱三世。三国时刘表废长子刘琦，而立幼子刘琮，导致兄弟反目。袁绍废长立幼，导致兄弟相争。曹操在曹丕、曹植之间的艰难抉择导致兄弟相残。到了清代，甚至不敢在老皇帝生前公布太子，只好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预储遗诏。

另一个作出强烈反应的是此事的最大受害者吕后。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史记·留侯世家》）

从“吕后恐，不知所为”七个字可知，吕后最初得到这个消息时，非常震惊，不知道如何处置。

吕后“恐”在何处？

一是非常担心儿子的皇帝之位；

二是非常担心自己的皇后之位。

前者是夺嫡，后者是夺夫。因此，戚夫人既是情敌，又是政敌。

无论是夺嫡，或者是夺夫，都超过了吕后能够容忍的底线。因此，吕后绝对不会坐而等死。后妃之争势在必行。

戚夫人的专宠已经使自己失去了丈夫，但还保留一个皇后之位；刘如意如果立为太子就意味着儿子失去了皇帝之位，自己也将失去皇后之位。

因此，易位太子是帝位与后位的双重竞争。

但是，此时的吕后经过多年艰苦生活的历练，已经不是尚未出阁时的温顺听话的乖女儿，她已经成熟了。

吕后在短暂的惊恐之后，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应对，维护自己的利益。她有针对性地做了两点：

一是密切关注。

所谓“密切关注”就是关注事态的发展。《史记·张丞相列传附周昌传》记载了有关吕后“跪谢周昌”的故事。周昌是刘邦任泗水亭长时的老部下，跟随刘邦一块儿起兵。他的哥哥周苛还是一位烈士，为守卫荥阳被项羽所杀。周昌坚决反对刘邦废长立幼。

刘邦问周昌废立太子一事，周昌口吃，说话结结巴巴，但是，他一听刘邦要废长立幼，非常恼火，他说：我的嘴不会说，但是，我觉得这件事绝对不可能做，陛下即使想废太子，我也绝对不接受这个诏书。由于周昌口吃加上盛怒，所以，才有“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二语。这里的“期期”正是周昌结结巴巴说话的真实状态（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