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千古一帝

汉唐两代的学者都从当时的现实立场出发、基于现实需要对秦始皇作出了适合时势的评价。唐代以降，及至民国，对秦始皇的评议并没有消歇，而且基本评价都是负面的。但是唐代以后对秦始皇的评价与汉唐相比有了异样的声音，出现了赞扬秦始皇的观点。当然，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也历代不乏。总之，对秦始皇的评价成了一种独有的文化现象。有正统的官方评价，同时也出现了山寨版的民间的声音。自宋代到民国，在这一跨度颇长的时间里，有关秦始皇的评价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他们作出了怎样的有别于汉唐的评价呢？

在所有有关秦始皇的评价中最具争议的问题是“焚诗书坑术士”，但是，唐代之后，“焚诗书”的“诗书”变成了所有的书籍，“坑术士”的“术士”演变成了儒者，“焚诗书坑术士”变成了“焚书坑儒”。所以，“焚书坑儒”成为后期评议的重点之一。

第一个涉足这一热点的是南宋初年的大学者郑樵（1104-1162）。郑樵是南宋兴化军莆田入（今福建莆田），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一生不应科举，努方著述。《通志》是其最具特色的著作。在这部专门以研究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为专题的史书里，在《校雠略》一略中，郑樵写下了《秦不绝儒学论》两篇文字。这两篇文章不长，但是，它提出了一个重大议题，秦始皇坑杀的儒生只是“一时议论不合者”，“秦时未尝废儒”，“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郑樵的依据有六点：一是汉初大儒陆贾即是秦朝之人；二是刘邦手下另一重臣郦食其也是秦朝儒生；三是为刘邦议定朝仪的叔孙通是秦朝中央政府的“待诏博士”；四是秦二世在坑术士之后曾经召集博士三十余人商议朝政；五是叔孙通降汉王刘邦之时手下有儒家弟子百余人；六是项羽死后鲁地百姓为项羽守节，直至刘邦将项羽的人头示众，鲁地才降汉。可见，秦朝宫廷并没有废儒学，所以大秦帝国有儒生，有儒学，有儒学之风。

郑樵_之论，干系甚大。他首先说明秦始皇坑儒并不是有计划地废儒学，而是“一时”冲动。秦始皇对儒家学士、儒家学说，都未废止。这是对秦始皇“坑儒”的重要新释，也是自两汉以来对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的一次重大翻案。

郑樵提出的另一个重大课题涉及“焚诗书”。

郑樵认为，刘邦进入咸阳，萧何人秦宫收秦律令图书，证明秦始皇并未焚书。世传的焚书事件，只是“一时间事耳”。所谓“一时间事耳”即是指一个短期之间发生的事，不是持续不断地焚书。而且，真正导致经书毁灭的不是秦始皇焚书，而是另外一大原因——学者穷经而经绝。“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什么叫“学者穷经而经绝”？郑樵的意思是，学者繁琐的注经方式导致通一经必须皓首终生。这样的经书必然灭亡，因为它需要人一生为之献身而又缺乏实用，这才导致了经学的衰微。

与郑樵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学者范浚（1102-1150）也认为诗书之亡并不是秦始皇焚书导致的。在《对秦问》中，他承认秦始皇焚过书，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并没有导致诗书的消亡。范浚提出了两点证据：第一，现在仍然有六经传世，难道现在看的六经不是诗书吗？所以秦始皇焚书并没有导致诗书的消亡。第二，经之所以为经，并不仅仅依靠简牍的传播方式而存在，它可以有多种传播途径。被秦始皇烧成灰者不过是些枯竹罢了，汉代不是从房屋墙壁中发现了诗书吗？因此，诗书不会因为秦始皇的焚烧而消亡。

范浚的观点与郑樵不谋而合，秦始皇确有焚书之举，但是对书籍造成的影响并没有后人夸张得那么严重。范浚与郑樵二人的目的不尽相同，郑樵意欲为秦始皇焚书翻案，范浚则想说明秦始皇通过焚书的办法来控制天下言论，是不可行的，焚书最终导致了焚国（其焚诗书，非焚诗书也，焚其国也……吾今乃知天下之不可愚，又知诗书之不为秦焚亡矣——《香溪集》）。

范浚的观点在历史上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因为他想证明的“焚书亡国”论与以前对秦始皇的批判并没有多大分别，只不过借用了另外的一种论证方式而已。但是，郑樵石破天惊、标新立异的观点确实令人注目，但也引发了后人的激烈争论。

明人孙承恩率先发难，他专门撰写了《秦儒》一文，痛斥郑樵之言是“不深考而妄为议论”。孙承恩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陆贾、郦食其虽然是秦儒但没有被朝廷重用。叔孙通“待诏数年，兽畜而已”，根本没有受到秦帝国的重用。如果非要对天下儒生斩尽杀绝才算废儒，岂不是太苛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