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六世余烈（第4/5页）

第三，礼贤下士。比如秦孝公接见商鞅与他谈话，不知不觉就挪动身体靠近商鞅并与其面对面，零距离地听取商鞅的治国之策，而且连续好几天都不知疲倦（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史记·商君列传》）。尉缭坚持见赢政不行礼，赢政依然接见，并且给了很高的礼遇，衣服饮食皆与赢政同等规格。这种谦恭、礼贤下土的态度，怎能不让人竭尽所能地助秦一臂之力？这说明，秦国统治者至少在事业未竟之时，是很重视礼贤之道的。

这些事例也一再证明，秦国七代国君始终如一地把重用人才当作实现统一天下目标的重要手段。他们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将兼并六国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没有重大失误的前提下，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重任，最终促成了秦统一天下的大趋势。

秦灭六国作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已载入史册。有心之人不禁要问，秦国就算再气势如虹，也只是一个诸侯国而已，而六国的土地、人口、人才都几倍于秦国。无论如何，联合起来的六国不可能被秦国一一吞食。但事实就在这种种不可能中戏剧般地在历史舞台上上演，留给后人的是六国为何灭亡的谜团。晚唐文人杜牧在《阿房宫赋》里曾经给出过一个惊人的答案，他认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那么杜牧的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秦国兼并六国和六国本身是不是有关系呢？

当我们大谈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必然性时，也不能忽视历史的偶然性。

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偶然性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六国所犯的错误，二是秦国的偶然性。

六国所犯的错误颇多，下面逐国一一道来。

第一，“三家分晋”与秦国东进。

在上部里，我们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讲述了“三家分晋”，目的就是为了阐明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偶然性。当时如果没有“三家分晋”，或许会由智伯一家独霸晋国。如果强大统一的晋国横在秦国东边，秦国还能轻易地兵出函谷关吗？如果没有“三家分晋”，强大的晋国足以使秦国无法东进，更无法兼并六国。但是，历史竟然让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如果不是“三家分晋”而是“三家分秦”，那么最终将会由谁来统一中国，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晋国像秦国一样没有分裂，或者像齐国一样由田氏代替姜氏，晋国的完整统一就有可能得到保存。如果秦国的近邻是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秦国统一天下还有戏吗？所以，“三家分晋”是晋国所犯的重大错误，也因此成就了秦国。

第二，赵国盛衰与秦并天下。

“三家分晋”使阻挡秦国东进的最大障碍消失了。但是，历史竟然又让韩、赵、魏三家之中冒出了一个强大的赵国。赵国是三晋之中最强大且最有能力阻挡秦国东进的国家，但是，赵国偏偏出了一位壮年就退居二线的赵武灵王，这是整个战国史上唯一的一例。赵武灵王如果不壮年退位，如果不突发奇想地将赵国一分为二，让大儿子做代王，小儿子做赵王，赵武灵王会壮年饿死吗？赵武灵王犯了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最大的受益者当然又是秦国。赵武灵王的孙子赵孝成王如果不听信谗言，信任并重用廉颇，秦国怎么能够在长平一战中摧毁赵国四十五万生力军呢？如果赵国保存下这四十五万生力军，秦国统一中国的大趋势还能形成吗’？假使赵国的亡国之君，赵王迁能够信任并重用李牧，也不至于使赵国如此迅速败亡。历史又一次眷顾了秦国。

第三，韩国悲剧和秦的统一。

韩国的悲剧是韩非生不逢时。韩非是比商鞅更伟大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如果能够得到韩王的信任，能够拥有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一定可以让韩国强大起来。但是，在韩非出生之时秦国已成气候，相比之下，韩国国力大大不济。历史没有给韩非一个施展才华的时间和空间，这么一位法家天才到了亡国之时才出现，这是韩非的悲剧，更是韩国的悲剧。但是，这对于秦国而言，又是一次有惊无险的机遇。

第四，魏国的错失良机与历史对秦国的垂青。

魏文侯是魏国第一代国君，他在位五十年，重用李悝，在各国中率先实行变法，这使得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第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魏国的强大足足比秦国早了半个世纪。如果照此发展下去，魏国完全有统一天下的可能。

然而，魏国却因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一蹶不振。更重要的是，魏国的杰出人才不断外流，例如吴起、商鞅、孙膑、范雎等，纷纷离开魏国。公元前247年，信陵君率五国联军大败秦军。第二年，秦王赢政即位。但是，这么一位能干的信陵君，最终却不受重用，被魏安釐王罢免赋闲，以至于郁郁寡欢，酒色相伴，四年后去世。如此国君，如此待贤，国家岂能不亡？这又为秦国一统天下扫除了一个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