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悲愤中挣扎（第2/15页）

在道光皇帝看来，英军攻占的第一片大清领土定海，只有做到凡事料敌于先，才能有利于防御，不至于被英国人所控制。对长江下游的沿岸防务，凡是英军到过的地方，道光皇帝都提出了详细的要求。例如对于江阴一带，道光皇帝认为鹅鼻嘴圌山关是江南第一门户，江北以三山营为扼要，目前战争虽然已经停止，但仍不能放松戒备，尤其要警惕英军的诡计。

从这些谕令中，可以看出在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要加强清军水师战斗力的决心。而且同年的十一月十五日（12月16日），审定了奉天、直隶、山东水师的《出洋会哨章程》；十二月十二日（1843年1月12日），又审定了耆英所奏的《变通水师章程》，将水师有关改革内容，作为制度写入章程。

道光皇帝着重整顿海防，是吸取了鸦片战争由于海防军备废弛而导致失败的教训。因为战争的失利，道光皇帝重视了海上防御，改变了战前重陆轻海的旧制，从这个角度看，道光皇帝不仅采取了亡羊补牢的措施，事实上也是战略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为了将重视海防的思想更有力地贯彻执行下去，道光皇帝依据各地海防的不同情况和需求，提出了实际的改革措施。例如江南海防，下令耆英巡视吴淞、狼山、福山、圌山等各关隘，要求增设战船炮械；次年又加强江阴鹅鼻嘴、瓜州及南河、灌河、射阳湖口的防御，命令在南山修筑炮台。而广州海防，则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命令祁贡召集十万团练，以升平社学为团练汇总之处，并推及韶州、廉州等地。其他地区除了建造战船、训练增加兵丁之外，道光皇帝还从国外进口战船，并听取外国人的建议，在海防扼要之处设置最先进的大炮。

道光皇帝心里十分清楚，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是“人”。船炮再好也需要经过训练的人去掌控。因此在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在整顿防务的三大任务“练兵、造船、设防”中，将练兵放在了重要位置。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42年10月28日），道光皇帝在给赴任广州的伊里布的谕令中，要求他到广州后要认真检阅驻防清军，尤其在整顿广东防务时，要破除积习，淘汰羸弱，挑选精锐，不要拘泥于旧制，如果有需要变通办理之争，务必认真研究予以办理。整顿之后要见到成效，不要流于形式，要达到武器适用，兵丁能战。

早在鸦片战争进行过程当中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道光皇帝就已经看出兵丁素质不过硬从而导致战争溃败的严重问题，他命令山东巡抚在蓬莱、黄县、荣城、宁海、掖县、胶州、即墨等沿海地区编练乡兵进行互助，又下令沿海各地大臣效仿定海土堡之法，在附近村落招募乡兵、修筑土堡垒。战争结束后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又谕令广东团练助防海口。

道光皇帝既然重视兵丁问题，自然也就摆脱不了对兵丁训练质量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他将重点放在了武器使用上，特别是对枪炮的使用，他要求士兵对枪炮要“施放有准”“尤贵精娴”，其他的例如刀剑、弓箭等也要熟习。对于军队的战术训练，他要求要有勇知方，了解攻守之方和互相配合的重要性。道光皇帝特别提出军事指挥官在战术指挥上，要懂得战时兵力如何分布、如何会合、如何抄袭、后方如何策应、埋伏时如何出其不意，等等，对于这些内容要精心演练。

为了让兵丁能够发挥最大的战斗力，道光皇帝提出了一种战法，名为“速战阵式”：用五百斤铜炮六十尊，设在速战阵头层，三十斤铜炮一百尊设在二层。炮有炮车推挽，炮架支放，作战时转轮装药，连环套打。这种阵式是为了体现集中优势兵力和层层设防的效果。为了战时能够达到最佳效果，道光皇帝当时让讷尔经额按照此战阵详加训练。实际上，这种阵法依旧没有脱离开冷兵器时代的模式，对于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的洋人们而言，算是“纸上谈兵”。但话又说回来，一个高高在上的东方帝国的皇帝居然去思考一个军事将领才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也充分说明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予道光的是触及灵魂的震动，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是在对某些军事将领变向地表达不满，干了大臣们才应该干的活，作为最高领导者的道光皇帝内心有多愤懑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在那种皇权体制下，没有人会追究皇帝在鸦片战争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战败责任，但皇帝还是反思了自己。除了上边提到的购置武器、训练兵丁、战争创意等，道光皇帝十分清楚，作为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制度章程的建设是自己应该全面负责的。

道光皇帝在战后强调在军备的各个方面拟定善后章程，就是要把革除旧弊、拟定新规的措施具体列成条款，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让相关人遵照执行，在当时来讲对于改革清军的防务体制有着积极的影响。我们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三日（1843年10月25日），军机大臣穆彰阿奏议的浙江善后事宜为例，来看一看道光皇帝是如何进行防务制度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