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案情演变实记

案审至此，案情已然明了，且将案情演变按时间顺序实录如下。

1912年7月，曾先后担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卫队长兼庶务长的应夔丞，联络长江上下游青帮、红帮及公口党徒，成立共进会，总部设上海，自任会长，以“维持地方治安”“增进国民道德”等为宗旨。[1]然而，共进会徒有政党之名，实际未改帮会习性，依旧开堂放票，广收党徒，所至骚扰，对地方治安构成很大威胁，引起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注意。与此同时，在北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以“共和功臣”自居，在部中揽权舞弊、任用私人，遭到同僚攻击，并引起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不满。[2]于是，洪述祖决定出京暂避风潮，他一方面请求赵秉钧派其调查长江各省水上警察事宜，另一方面自告奋勇，向袁世凯请命，承担起收抚共进会的使命。[3]9月20日，洪述祖离开天津，带着总统府军事顾问张绍曾写给应夔丞的介绍信南下。[4]就在洪述祖到达上海后没几日，湖北武昌发生马队暴动事件，应夔丞因被发现为主谋之一而遭到副总统黎元洪通缉；[5]9月29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又颁发通令，严禁秘密结社；[6]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朱瑞也一直对共进会采取高压政策。[7]应夔丞及其共进会面临空前压力。洪、应二人就在此种形势下会面，并很快称兄道弟。10月16日，洪述祖亲自带领应夔丞去南京面见程德全，在洪斡旋下，程德全当即委任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每月给予公费1000元，又电请袁世凯每月给应津贴2000元；应则“自承情愿效力，设法取缔共进会”。[8]洪述祖立刻将这一情况向赵秉钧做了汇报，又提出请中央给应夔丞“加委长江上下游巡查”职任，并“筹助经费”。[9]10月18日，袁世凯复电程德全，对其处置办法表示赞同，承诺“不敷之两千元，可由中央拨付”。[10]在沪、宁期间，洪述祖还请程德全出面，请黎元洪取消对应夔丞的通缉令，并将自己所用“川密电本”交与应夔丞使用。10月17日，洪离沪北上。应夔丞随后按洪之嘱托，于10月21日通过津浦铁路局，将“螃蟹四大箩，计重三百六十斤”寄洪代呈总统。[11]洪于10月23日入都后，很快收到程德全转来黎元洪同意取消通缉令的电报，袁也同意特赦应夔丞。洪随即于10月29日写信将此消息告诉应夔丞，并指示应夔丞应当如何撰写有关解决共进会问题的条陈，以便总统“据以任命或委任”其职务，“缘说歹话人多，有此则大总统易于措辞也”；又要应提供革命履历，以便帮其叙勋。[12]洪还另附私函一封，告诉应夔丞螃蟹已经收到，“惜已死过半，不便送总统，仅检送二大篓与总理而已”，并请应北上面见总统、总理，提醒其行前要以专电向中央索款。[13]11月1日，洪又写信给应，除催促其北上外，又约定双方“私信方亲笔”，公事则由书记用楷书缮写，然后进呈袁世凯。[14]11月29日，洪函告应国务院已决定拨款3万元，望应尽快来京。[15]12月11日，洪又电告应，谎称中央“确有委任发”，要其“迅即自行来领”。[16]12月15日，应通知洪，将于18日乘车北上。12月19日，洪亲自到天津迎接应。应入京后住金台旅馆。旋面见袁世凯，袁当即批给其共进会遣散经费5万元，应写有收据，并上呈经费开支节略。[17]接着应又通过洪向赵请领取1912年10月、11月、12月三个月津贴共计6000元。赵因未见相关批文，将领纸退还，请洪一手经理，并要洪与总统说明，才能领取。经洪从中协调，加上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帮忙，应于1913年1月9日成功领取津贴。[18]接着，应于1月12日面见赵秉钧，请求给予密码电本，以便以后报告巡查长事务。[19]1月14日，赵差人至金台旅馆，将“应密电本”交与应，并写一短信，要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20]1月15日，应通过洪向袁递交呈文，提出为便于遥制自川、豫以至闽、广之会党，请大总统加委其“中央特派驻沪巡查总长”职任。[21]袁交国务院讨论，国务院转内务部讨论，但未能通过。[22]

在此期间，沪上开始出现由部分激进国民党人组织的欢迎国会团，主张自行确定国会召开地点，以避北京军警干涉，自由制定宪法，自由选举总统，以实现真正共和。[23]袁对此甚为惊慌。洪见袁欲解散该团，有机可乘，遂又运动袁“特委”其南下，与应调查该团真相。[24]1月20日，洪以赴津养病为名，向赵秉钧请假两星期。[25]1月22日，洪与应南下上海。《民立报》驻北京记者探得洪南下消息，于1月25日在该报刊登专电，称洪受袁之命携巨款南下，欲解散欢迎国会团。[26]赵至此方知洪请假赴津养病是假，遂要洪之家属发电，请洪速归。[27]当晚，洪述祖之子洪深发出“赵嘱速回”家电。[28]由于当时“洪正有事宁、苏”，应夔丞接电后，一方面于1月25日凌晨给洪深回电，告知洪述祖将于1月31日乘快车回京；[29]另一方面于1月26日早上密电国务院，有“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回面详”之语；1月27日又给赵寄一函，报告调查欢迎国会团情况，请赵“转陈总统”，[30]赵由此被卷入局中。由于欢迎国会团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真正的民主共和宪法，洪、应很快就将主要目标转移到了操弄宪法起草来对付国民党方面。为此，应夔丞以金钱秘密运动浙江议员杭辛斋，要其支持制定总统制宪法，又以金钱收买国民党人王博谦、章佩乙所办《民强报》，要其鼓吹宪法应赋予总统“解散国会之权”。[31]1月30日，应夔丞还撰写了一篇题为《制定宪法之必要》的文字，专门阐述宪法赋予总统“解散议会之权”之必要，请洪述祖代呈总统。[32]1月31日，洪述祖离沪北上，2月1日到天津，当日写信挑唆应夔丞，有“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之语。[33]同日，应夔丞向国务院发出“东电”，一方面表示已经采取“金钱联合”手段，收买江、浙两省过半数国民党议员，要其在宪法起草问题上主张两纲，即国务员的产生除总理外其余均不必通过投票决定，以及总统应有解散国会权力，并称第一纲“似已操有把握”；另一方面，又表示第二纲“手续繁重，取效已难”，暗示将另外采取措施。[34]2月2日，洪回北京，当天又写信告应，“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吾弟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35]同日，应配合洪，向国务院发出“冬电”，将构陷“孙黄宋”的“激烈文章”和盘托出，称“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并暗示需款30万元。[36]2月4日，洪发函告应，《制定宪法之必要》呈递总统后，总统“甚为欣悦”，称赞其“办事出力”，并答应每月资助《民强报》500元，先发4个月。[37]同日，洪述祖又有一函，告诉应夔丞“冬电”已由赵处转到他手中，并已面呈总统，“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洪又提醒应：“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不必再用‘应密’，缘（经）程君之手，即多一人也，且智老处手续不甚机密。”[38]2月5日、8日、11日洪接连3次发函，要应尽快将“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原件或影印件寄来，以便索款，应未有回音。[39]在接下来大约10日中，洪谎称接到了上海“应密”来电，从赵秉钧处借得“应密电本”。[40]2月22日，洪第四次发函，催促应邮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原件或影印件，又谎称赵秉钧担心国务院秘书程经世“不机密”，已将“应密电本”交与其“一手经理”，要求应以后“除巡缉长之公事不计”外，“勿通电国务院”。[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