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赵拒检厅票传实为袁幕后操纵（第2/4页）

5月19日，蔡光辉正式接替陈英任上海地方检察厅长。[122]5月20日，赵秉钧又致函北京地方检察厅长转复上海地方检察厅，就宋案证据中涉及自己与应夔丞处进行解释，辩解自己与宋案无关，拒绝赴上海对质，并以患病为由，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要求于所在地询问。其函云：

径启者……查暗杀宋教仁一案，前据洪述祖青岛“江电”称，“述祖非假托中央名义，不能达其目的”各节，已足证明秉钧与本案毫无关涉。即谓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证据中有秉钧致应夔丞、洪述祖函各一件，查致应函系发给密码电本一事，向例外省奉差人员，均得请用密电。应系长江巡缉长，故即照例发给，复恐藉此招摇，故又嘱其有电直达国务院，至公无私，已可概见。其致洪函，系答洪代应催询津贴一事。因应担任解散青、红两帮，曾由程都督电请中央，每月津贴二千元，及应派员领款，经秉钧饬查，国务院、内务部均无成案可稽，恐系大总统特允程都督电请之件，故函中有“应君领字〔子〕不甚接头，与总统说定后方好”语。词意显明，无难覆按，决不能据此两函，指为与本案有嫌疑之关系。故秉钧实无到厅候质之理，秉钧对于此项传票，当然可以拒绝。惟民国立国精神，首重司法独立，而尊重法官意思，即为维持司法独立之道。且秉钧于宋案固无关系，而对于发给密码，及为请津贴两事，亦负有解释义务。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住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尚有诊断书可证，已于四月三十日呈明大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用特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第三百零三条规定，请就秉钧所在地询问。相应函达贵厅转知上海地方检察厅知照可也。此致，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123]

程经世同时也呈递“声明理由书”，称洪、应所为与自己无关，拒绝出庭。[124]由于赵秉钧迟迟不到案，邹鲁等在国会提出质问书，要求赵秉钧在三日内答复“何以久不依法赴质”。质问书云：

上海检察厅长于本月六号函附传票二纸，请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分别代传关于宋案处嫌疑者之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程经世，按期解送到厅。乃事隔旬日，不见赵总理等到案。查《临时约法》第五条：“中华民人，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刑法》第二条：“本律对于凡在中华民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之。”赵总理为中华民国人民，宋案发生又在中华民国国内。上海检察厅既依法律票传赵总理等，赵总理等何以久不依法赴质？谨依《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质问国务总理赵秉钧，请于三日内明白答复。[125]

上海《民权报》发表评论，批评赵秉钧为诬陷黄兴的“无赖贼”，认为“宋案中之赵秉钧，为共同造意犯，既抗传不到，又复迭发通电，文饰其罪，强词夺理，欲以自脱，狡展之实，已躬蹈之”。以赵秉钧所为度之，“则以通电自辩而人不之信，匿不到案而罪又不可逃，乃不得不于电致北京首索赵犯之黄克强，肆其诬攀，肆其反噬，以为抵制之计。其意盖以为彼实索我，我何妨索彼，既足以逞报复，又足以钳制之，彼若畏事，或可稍稍放松也。是则赵秉钧者，徒以不服从法律责之，犹未免视彼太高，直呼之无赖贼可矣”。[126]又批评袁世凯为赵秉钧辩护道：“传票出矣，果不袒护，则宜立使之到案；若不然者，则其言全打诳语也……而犹不顾厚颜，作几句门面语，曰‘无袒护理由’，曰‘当事亦何得抗不受理’。将谁欺？欺天乎？”[127]

赵秉钧是否赴沪对质，也引起英、俄、日、法等国“异常注目”。临时政府驻各国代表屡经各国政府询问并电诘，但“以远隔重洋，难得确实真相”，纷纷致电政府，“请即电复，以释群疑，并请赵氏迅速赴沪对质，以期水落石出”，但袁世凯决定“暂缓答复”。[128]

6月2日，上海地方检察厅长蔡季平（即蔡光辉）再次致电京师地方检察厅，仍旧要求协传赵、程到沪候讯：

北京地方检察厅鉴：养电谅达，赵、程虽经答辩，但察核案情，非直接讯问，不足以明虚实，仍请贵厅协传赵秉钧、程经世，务于一星期内到沪候讯。上海地方检察厅。冬。[129]

京师地方检察厅旋复电：“冬电悉。传票业经照发，兹由被传人等于期限内各出具答辩书。除邮递外，特先电复。”[130]但赵秉钧接到传票后，仍拒绝赴沪，并退还传票，其答复京师地方检察厅函称：“强迫病人远行，匪特事实上所不能，亦于法律上何贵有此规定。就所在地讯问，何得谓非直接讯问？用特再行申明，并检还传票。”[131]赵秉钧此答函实际上出自总统府。据《民立报》“北京电报”，赵在刺宋案发生后不久，就移居南海，“日以吞云吐雾为事”，有人去看望他，谓：“公居此得毋岑寂否？”赵曰：“老头（指袁世凯——引者）虽不常见，幸秘书厅时时有人来谈。前日上海检察厅又来胡缠，他们已为我代拟答辩书。”[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