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赵屡请辞职自证清白被袁拒绝（第4/5页）

此段中，“宋案出后”是指程、应4月25日通电全国，撮要公布宋案证据一事。“公布文电”指政府方面，袁、赵于4月28日发表“勘电”等事。“赵辞职呈文”当指前文所引赵呈请解职文稿。由张国淦所记可知，袁曾考虑接受梁士诒的建议，同意赵秉钧辞职，以应对国民党和舆论攻击，但在有人提出“汉杀晁错，不能止吴濞之兵”后，袁决定收回成命。由于外界普遍将赵秉钧视为袁世凯心腹，并且当时袁世凯事实上也已受到攻击，“汉杀晁错，不能止吴濞之兵”一说显然触动了袁世凯。袁让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却未准赵免官之请，而是给假15日，令其调养身体，用心十分明显：一方面做出姿态，以缓和国民党及舆论攻击，另一方面继续让赵秉钧充当“挡箭牌”。只要赵秉钧不免职，袁世凯就多一重“防火墙”。原本担心袁世凯会牺牲自己的赵秉钧此刻大概也明白袁的用意，知道自己对袁世凯还有用，但心里总是不舒服。故有报道云：“赵自迁三海后，终日吞云吐雾，忽曰：我老夫老妻，落此下场，实不甘心。”[100]5月15日，赵秉钧以“病体依然”，呈请续假15日，获得袁世凯批准。[101]6月3日，赵秉钧以“病体仍未就痊”，第二次呈请续假15日，又获得批准。[102]进入6月中旬后，宋案对袁、赵的冲击渐弱，心力交瘁的赵秉钧于6月16日再次呈请“准免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官，遴员继任”，但袁世凯仍不同意，批以“再给假半月，安心调治，所请免官之处，仍毋庸议”。[103]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与国民党人彻底决裂，赵秉钧完全失去“挡箭牌”作用，袁这才于7月16日同意免去赵秉钧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官。此时的袁世凯对赵秉钧应当是既感激，又愧疚，因此隔天便任命赵秉钧为“步军统领兼管理京师巡警事务”。12月16日，又委赵以直隶都督重任。1914年2月27日赵病卒任上。

由以上叙述可知，从刺宋案发生直至“二次革命”爆发的三个多月中，赵秉钧几乎一直在要求辞职或免职，但每一次都被袁世凯拒绝，并遭到袁世凯周围多数人反对。一些舆论对于赵秉钧坚欲辞职，也从一开就持反对论调。如《亚细亚日报》专门刊登社说，对闻听赵秉钧决意提出辞表，表示“较闻暗杀宋教仁消息之传来，尤为震骇”，认为“宋君为社会中之个人，其被暗杀亦为通常习闻之事，即极其关系之重大，不过为政党中重要分子与有学识之一人材”，“若因社会上杀一个人而总理辞职，则吾未之前闻；即杀一政党中人与有学识之人材，而总理辞职，吾人未之前闻”。又认为，洪述祖虽然是内务部秘书，但“洪述祖之与刺宋案，为个人行动，为有所主使，尚未可知。但使能实行拿洪解沪，总理对于此案，即可不复过问。若谓社会中有嫌疑总理、指目总理者，则悠悠之口，何所为而不可。身当政局，焉有如许闲情，与社会争气，与报馆斗口”。因此，批评赵秉钧提出辞职“为无意识之行动，乃妇人女子负气之所为，岂当国重人之所宜出此乎？真所谓不识大体者也”。[104]又认为：

惟赵氏身任国务总理，自应对于国务员负完全之责任，乃因此偶尔嫌疑之风说，挟气辞卸总理之职。倘继任者后因偶被嫌疑，亦相继而辞职，国务总理何等重要，焉能儿戏若此。况临时政府行将告终，乃一切不顾，毋乃太不负责任，盖适足形其无意识而已矣。[105]

《时事新报》论调亦复相同：

赵之蒙此嫌疑，固赵之不幸，然堂堂总理，以此等嫌疑而即思辞职，视总理太轻，视自己亦太轻，可谓无意识，不负责任者矣。如负国务者皆以嫌疑而即须辞职，则凡欲推倒内阁者，但制造一嫌疑案而已足矣，又何须以万钧之力，与政府激战哉！然有中国之共和程度，乃有此不负责任之总理，固无足怪矣。[106]

《新纪元报》也刊登社说，对赵秉钧欲辞职赴沪对质表示“大愚不灵，大惑不解”，称其不仅“规模狭，局量褊小”，而且“视国家之轻，不如其视自身之重”。又云：

宋遯初虽政党之重要人物，而自社会方面言，乃个人耳。其死纵属可悲，然因社会上个人之生死，而使国务总理辞职，藉使违反法律须负政治上之责任，赵总理又将若之何？且国务总理者，国家之机关也……如宋遯初之遭暗杀，果其赵总理与之有关系，即辞总理之职，仍不能逃于法网之外；如其与之无关系也，则辞职只增政治上之纷扰，而轻视国家之机关。而赵总理者，其行动乃于小丈夫不识大体，而与妇人女子争负气之概，其有辱国务总理，虽沸东海之波，不足湔除其污者也。[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