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赵为“长保”总理权位杀宋是个伪命题（第3/10页）

第三，国务总理一职由谁来担任，并非袁世凯或某一党派可以自行决定，更非赵秉钧个人可决定。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赵秉钧是为了保住自己国务总理的位子而主谋杀害了宋教仁，似乎只要宋教仁死了，国务总理的位子就非他莫属，这实在是很幼稚的逻辑。且不论当时临时政府即将结束，赵秉钧本来就将卸任，也不论袁世凯心目中正式政府总理人选并非赵秉钧，就算不存在以上因素，总理一职岂能由赵自行决定？观民国建立未久而各党激烈角逐，政见纷歧，以致内阁屡倒，便可明白此中道理。即以1912年9月内阁更替为例，当时袁世凯和黄兴商定的总理人选本为前清时曾任广西巡抚、后又加入国民党的沈秉堃，只是由于黄兴未能与其他国民党主要人物协商一致，这才“使黄氏与总统接头之第一着即归无效，而赵内阁因之发生”。[196]宋教仁就是当时反对沈秉堃的人之一，他在国民党理事、干事会上提议道：“沈之不能胜任总理，国人皆知。如果沈为总理，则国民党无价值矣。与其推沈，不如与赵秉钧，因赵亦挂名同盟会也。”众以宋教仁所言为然，于是“决议认赵为总理”。[197]可知，赵秉钧本来就是以替补人选出任总理的，故赵曾对人说：“我算不了什么，不过因为缺少一件东西，故用我这个竹竿子撑撑，我固决非国之栋梁也。”[198]而当刺宋案发生，赵受到怀疑后，他又在袁世凯前抱怨：“我不愿为总理，实以总统委托，不敢放弃国民责任。”[199]赵秉钧在清末民初政坛起起伏伏，应该说对于政坛斗争的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岂能自以为杀了宋教仁，总理一职便如探囊取物？何况从国民党方面看，一直存在“黄内阁”和“宋内阁”两种不同主张，[200]从未做出过由宋组阁的决定，赵秉钧如何能将其确定为暗杀对象？

总之，赵秉钧作为一个即将卸任的、对正式政府总理并无觊觎之心的临时政府总理，绝不可能为了一个无望获得的正式政府总理位子而去杀害与自己关系密切，并且未必就将代表国民党组阁的宋教仁。退一步论，假设赵秉钧如百年来多数人所以为的那样，为“长保”其权位而主谋杀害了宋教仁，那么试想一下结果，必然只有两种。一是刺宋成功而事不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刺宋虽成疑案，但人必怀疑赵为主谋，赵岂能保证仍为总理。二是刺宋虽成功而事情暴露。在这种情况下，赵必被追究责任或受攻击，总理一职更不可能获得。故赵若真欲保其总理位置，小心谨慎应对各方对其最为有利，刺宋则对其最为不利，实属不智行为，赵久历官场风涛，岂能不知。

正因为赵秉钧对于洪欲杀宋全然不知，因此在获知宋被刺消息后极感意外。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曾记述赵获知消息时的第一反应道：

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突进会议室，向赵总理报告“前门车站得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被人枪击，伤重，恐难救”云云。（宋之被刺，北京得信以车站电报为最早。）总理大惊变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桌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各总长相顾，均未发言。少顷，府中电请总理，总理即仓皇去府。[201]

赵秉钧既未参与谋划杀宋，何以在获悉宋被刺后，第一反应是担忧“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云云？原因就在他曾被卷入应、洪构陷“孙黄宋”计划，而该计划一直没有结果，因此，赵很自然会想到是洪、应在构陷计划失败的情况下对宋下了毒手。而洪是自己的秘书，洪、应所用“应密电本”又为他所送。如此一来，赵便担心自己会遭受牵连，以致不由自主流露了出来。

然而，赵秉钧毕竟没有参与谋杀，因此他很快便冷静下来。当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去见他时，“赵神色自若，并述伊与宋交情甚厚，宋出京时，伊尚赠川资三万元，今遭此变，殊深惋惜”。[202]而当谭人凤问他：“钝初被刺事，外间议论，君闻之乎？”赵亦坦然应之曰：“外间议论，我不与辩，久后自当水落石出也。请先生静待，勿惑浮言。”[203]当然，赵本人并没有静待“水落石出”，而是采取了坚决要求辞职，赴沪与凶手对质的策略，以求自证清白。而当传言越来越凶，特别是应宅所获证据公布之后，赵也不得不“自辩”，这便有了“勘电”的发表。只是辞职也好，发表“勘电”也罢，赵并不能自行做主，其背后皆有袁在发挥作用，因此，世人对赵之误解也就无由解开。

[1]《第二十九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二纸》（1913年2月4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