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袁无须杀宋种种缘由（第3/4页）

第五，应对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袁世凯还有更为根本的解决方法，即从宪法草拟入手，设法制定一部总统制宪法，从而彻底解决政体问题。

对袁世凯而言，无论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叫得如何响，能否实行，最终还是取决于正式宪法就政体问题如何规定。倘若宪法规定实行总统制，则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将无由实施。因此，如何制宪才是解决双方政见分歧的根本所在。国民党人当然也明白这一点。具体而言，国民党主张宪法规定“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由议会提出且决议之，不必由总统提出及任命”，这样大总统就会像法兰西总统那样成为“傀儡”。而袁世凯则“屡次向人宣言，谓有强国之宪法，有弱国之宪法，有亡国之宪法。弱国、亡国之宪法下之总统，我决不居”。其所谓弱国、亡国之宪法，即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之任命，必须经议会同意，这是他“最引为大憾者”。[77]此外，袁世凯还特别关心“大总统对于议会是否当然有解散之权”。[78]为了争取制定出一部符合自己主张的宪法，袁世凯除了屡次发表谈话，反对宪法“因人而加以限制”，反对宪法“束缚政府”外，[79]又暗中支持洪述祖、应夔丞等以“文字鼓吹”和“金钱联合”手段，收买报馆，收买议员，力图操弄宪法起草。袁世凯还早早聘定日本法学家有贺长雄和美国法学家古德诺为宪法顾问。[80]同时，袁世凯还筹备在国会以外另设机关纂拟宪法，并拟定《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专为拟纂宪法草案，以为提交国会之准备”。[81]就在宋教仁被刺前两周，有贺长雄教授带着助手来到北京，开始为袁世凯工作。[82]他的核心主张，便是认为中国应当实行总统制。而当时中国“奔走国事者，无论中央、地方，多出其门”，[83]由此亦可窥见袁世凯聘请有贺颇具深意。所有这些举措都证明，袁世凯早就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他与国民党的政见分歧了，并且在宋教仁被刺前一直在进行当中。诚如黄远庸所云：“政党内阁之人物问题，似大而实小。”[84]谁任内阁总理，谁任国务员，看似重要，其实并非最要，最要乃在宪法当中如何规定总理及各国务员之产生及其权限。倘若宪法为总统制宪法，则不论黄兴还是宋教仁任总理，国民党皆难以对袁构成威胁。故设法制定总统制宪法才是袁世凯对付国民党政党内阁主张的根本办法，杀一宋教仁非但无助于根本问题之解决，反而会招致强烈反弹，实为不智。

正是由于以上诸种原因，袁世凯没有必要且无意采取暗杀手段对付国民党领袖。故宋教仁被刺，实出袁之意外。3月22日，即宋教仁伤重不治身亡当日，国民党推吴景濂等为代表谒见袁世凯，袁谓“‘正式政府本赖宋氏为巨擘，今竟失之，实梦想不到也。’言毕大哭，饬秘书将关于宋先生绝命致程都督与各省之电稿示吴景濂，并谓惟有勒限责成江苏都督严拿正犯，以询真情”。[85]另据当时正在北京的长江巡阅使谭人凤记述，他曾“往谒袁，探其口气”，二人有如下对答：

袁故作惋惜状曰：“钝初，中国特出之人材也，再阅数年，经验宏富，总理一席固胜任愉快者。何物狂徒，施此毒手！”

予曰：“外间物议，谓与政府有关，不速缉获凶犯，无以塞悠悠之口。”

袁曰：“已悬重赏缉拿矣。政府安有此事？”

予曰：“甚愿无事。不然，笑煞世界各国矣。”[86]

由于谭人凤怀疑上年12月洪述祖电召应夔丞晋京接受招抚一事为“贿谋暗杀”，在见袁之前主观上已断定“事为中央主使”，[87]因此他将袁的反应描述为“故作惋惜状”。袁谓宋“再阅数年，经验宏富，总理一席固胜任愉快者”，意谓宋现时尚不适合担任总理。当时外间多以为宋被刺是因为他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威胁到了袁的权力，袁对谭人凤讲出这样的话，适见其在刺宋一事上，内心还是坦然的。黄远庸也曾记袁得知宋死后之最初反应云：

袁总统于二十一得宋被刺消息，大为惊诧。至二十二午后四时，袁方午睡初起，秘书等走告宋逝世消息，袁愕然曰：有此事乎？即命拿电报来。及捧电报至，则陈贻范一电，黄克强一电，江孔殷一电。袁愕然曰：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遂命拟电报，拟优恤命令。此袁总统得消息后之确情也。[88]

上段材料中提到的江孔殷一电，内容如下：

北京大总统、赵总理钧鉴：……顷得遯初在沪被刺消息，骇甚……国家多故，外患未已，内讧方兴。百十人苦心孤诣，调停之不足，一二人阴贼狠险，败坏之有余。临时政府为日几何，瞬届正式国会成立，选举总统之期，四方观听所倾，何忍睹此不详之事。望速下令索凶，穷究主名，依律惩治，以告天下、谢党人。还望遯初不死，设有不测，恐虽有再生华盛顿，不能安于日后之总统；千百之中山、克强、精卫，不足胜目前之调人，亡吾国者，必此枪也……江孔殷叩。[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