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匿名氏”驳词与“救国团”通电（第4/4页）

比较而言，“匿名氏”驳词和“救国团”通电出自洪述祖之手，或洪述祖为幕后主使人的可能性极大。其一，洪述祖刚刚于3月6日在天津致函应夔丞唆使其对宋“乘机下手”，3月7日就有人在北京向《新纪元报》投出《驳宋遯初演说词》，而洪述祖又恰好于当日“由津晋京”，[233]这恐怕不能以巧合视之，极有可能该篇攻击文字在天津已经写好。其二，洪述祖是内务部秘书，是袁世凯之私人，与唐绍仪、赵秉钧也都很熟悉，并曾参与南北议和，对于政府应对库伦独立及与银行团交涉借款等事，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情况，但又不可能完全了解内情，而这恰与“匿名氏”驳词和“救国团”通电内容似是而非的特点相符。其三，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新纪元报》于3月8日、9日、10日连载“匿名氏”《驳宋遯初演说词》的这几天当中，洪述祖面见袁世凯，挑唆谓：“总督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234]可以说内外两方面动作相互配合，意图十分明显。至于“救国团”通电以一等电（即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等）发出，其手法与洪述祖假托中央名义抛出“燬宋酬勋位”，如出一辙。洪述祖作为政府中人，完全可以凭借其地位或通过收买报馆而刊出此电，《民强报》被洪、应收买就是一例。另外，洪述祖在1912年10月24日写给应夔丞的第一封信中，就商量过帮人收买北京报馆之事，信中写道：“京中报馆前说四家，请开示名目，吾弟可告知前途来通机关。”[235]虽然后来二人往来函电中未再谈到此事，但以洪述祖在京津一带的活动能量，在报上刊登一篇匿名驳词和一则一等电报，并不是什么难事。

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做一推断：“匿名氏”驳词与“救国团”通电，实际上出自洪述祖之手，或由洪述祖做幕后推手。他一方面通过3月6日函唆使应夔丞在发现宋教仁有“激烈之举”时“乘机下手”，另一方面通过发表所谓“匿名氏”驳词和“救国团”通电，激起宋教仁的反驳，而这恰又成为洪、应眼中的“激烈之举”。因此，应夔丞才在3月13日函中向洪述祖“裁呈”《时报》的相关文章，以及宋教仁3月9日在国民党宁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并且在3月14日致洪述祖电文中报告“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236]所谓“顷又四处扰乱”，即指宋教仁继3月9日在宁演说之后，又于3月12日在《民立报》刊登《驳某当局者》，并于3月13日在尚贤堂再次发表演说，就如何分划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阐述意见，认为“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权制亦不宜”，应当取折中办法，“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制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范围确定，国家税与地方税之划分始有所依据。[237]这种中央、地方分权，重视民权的主张，毫无疑问会招致官僚党的仇视。

就这样，宋教仁于不知不觉当中，一步步走向洪、应二人设下的刺杀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