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量已刊未刊史料未被发掘利用（第2/5页）

（2）天津：《大公报》。

（3）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立报》《民权报》《中华民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

（4）奉天：《盛京时报》。

（5）长沙：《长沙日报》。

（6）南洋：《振南日报》《南洋总汇新报》。

上列报纸既包括立场中性的，也包括国民党或袁世凯方面的，此外还有其他党派、海外华侨及日人所办的。其中只有《民立报》《申报》《大公报》《神州日报》等少数几种报纸常为研究者征引，其他报纸甚少受到关注，还有一部分报纸从未被注意。即使对这少数几种报纸的征引，也是零星的，而非系统的。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还没有一人系统搜罗分析过上述20余种报纸中关于宋案的各种资料。其中有不少材料对于破解宋案谜团极为关键，如《民立报》曾刊登驻北京记者“4月1日特记”，记述洪述祖与应夔丞之关系及发现宋案始末，透露了不少内幕。[30]又如，各报曾刊登不少当时人对宋案证据的分析，像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匿名氏《宋案证据之研究》、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等，多能给人启发，但并未见后来研究者搜集利用。

4.私家记述

这类资料不多，主要有陆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言敦源及程经世合撰《公出日记》、叶迦《辨音室闲话》、张国淦《北洋述闻》、袁克文《辛丙秘苑》、周南陔《宋教仁被刺之秘密》以及《张溥泉先生回忆录》《吴景濂自述年谱》等。其中陆、叶所记从未引起研究者注意。其他人所记虽然常被研究者征引，但由于他们对相关资料掌握不够，对于这类资料中关于宋案的记述往往不能做出准确解释。此外，傅增湘《记洪述祖遗事》，对于了解洪述祖的经历、性格及为人处事极有价值，但鲜见研究者利用。

综上，关于宋案，尚有相当多已经公开及尚未公开的资料未被研究者利用。占有资料方面的不足及偏差，往往导致研究者偏听偏信而缺乏比较、鉴别，从而难以做出准确可信的判断。以当年国民党方面对宋案核心证据的解释为例，迄今还未见有研究者系统分析过其中哪些说法可以成立，哪些说法不能成立。再以赵秉钧自辩“勘电”为例，迄今也未见有研究者具体分析过其中哪些说法是真言，哪些说法是谎言；而对徐血儿批驳“勘电”的那篇著名文字，同样未见有研究者辨析过其中何者可以成立，何者属于误解。诸如此类难题，还有许许多多，未经深入分析。可以说，宋案研究虽然历经百余年，但其内幕基本上还是一片混沌。而要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条思路。三个原则，一是从广泛搜集整理各种已刊资料出发，同时努力挖掘未刊资料，然后在对各种资料的可靠性进行严格鉴别的基础上，系统阐释利用；二是要将史实考证与当时政情变化紧密结合，特别要注意宋案发生于临时政府即将向正式政府过渡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之下，将案情演变与政情演变紧密结合起来分析；三是要认识到，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明暗两面，宋案也不例外，因此，研究宋案不能仅仅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分析，而应努力通过可靠史实与史料，揭示表象背后的历史真相。一条思路，就是要明确“宋案”不等于“刺宋案”，避免将“宋案”简单化为“刺宋案”，应按照案情演变的自然顺序，逐一研究各个案情及其内在关联，并将宋教仁被刺后各方的表现置于宋案全局当中来分析。如此，研究工作方能取得突破，宋案谜团方有望破解。

[1]著作如刘晓民《法治的迷思——宋教仁案与中国法治困局的历史诠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论文如石彦陶《宋案后孙中山并非一贯主张武力倒袁》，《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周兴樑《“宋案”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石彦陶《孙中山、黄兴对“宋案”态度之比较再研究》，《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石彦陶、石胜文《孙中山对“宋案”处置态度演变蠡测》，《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成方晓《宋教仁遇刺案中的“哿电”考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杨晓娟、杨月君《试论“宋教仁案”舆论风潮的政治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等等。

[2]朴庵：《哀宋先生敬告本党及他党》，罗家伦主编《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革命文献》第42、43合辑），台北：兴台印刷厂，1968，第262页。

[3]仲材：《刺宋案之六不可解》，《民权报》1913年3月26日，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