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案情分析严重简单化（第2/2页）

前述业余探究者对宋案真相也有分析。其中张晓波《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倾向于怀疑袁、赵并非刺宋主谋，刺宋很可能是应夔丞与洪述祖迎合袁世凯铲除政敌之举。[18]思公《晚清尽头是民国》及金满楼《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认为袁世凯、赵秉钧、陈其美均有嫌疑，而陈其美嫌疑似乎更大。[19]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则断定幕后主使就是陈其美。[20]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宋教仁被刺之初，便有人传言陈其美是幕后主使；20世纪20年代，袁克文在其所著《辛丙秘苑》中，也持这种观点；而日本人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更发挥其奇特想象力，声称陈其美是刺宋主谋，而袁世凯和孙中山是“从犯”。[21]袁克文和北一辉之书均非学术著作，但其观点对后来一些刻意抹黑国民党的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应当承认，将寻找刺宋主谋作为宋案研究的主要方向，并没有问题。但须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视的是，从应宅搜获的函电文件实际上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极为明确而重要的信息，即“宋案”≠“刺宋案”。宋案案情错综复杂，其中至少应当包括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一系列情节或环节。另外，在宋案证据中仅仅提到过一次的未遂“除邓”案，对破解宋案谜团亦极为关键。这些情节，环环相扣，次第演进，而又交错进行，“刺宋”是宋案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整个案情发展的最终结局。因此，倘若我们不对刺宋之前各环节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之间的演进关系进行详细深入的考证，刺宋的发生绝无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案件发生后出现的一系列矛盾现象也无法得到解释。然而，纵观百余年来的宋案研究，研究者无一例外，皆将重心放在了刺宋这个环节上，而对此前诸多环节，要么毫不在意，要么轻轻放过。宋案案情实际上被严重简单化，宋案研究之所以一直得不到推进，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上述各环节演进过程牵涉四个关键人物，即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此外还有王阿法、武士英、程经世[22]、朱荫榛等几个相对次要的人物。要破解宋案谜团，就必须结合宋案证据和清末民初政局演变，搞清楚这些人物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特别是应搞清楚以下五组人物关系：

（1）袁世凯和洪述祖的关系；

（2）洪述祖和应夔丞的关系；

（3）赵秉钧和应夔丞的关系；

（4）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关系；

（5）赵秉钧和洪述祖的关系。

在重点搞清这五组人物关系的同时，还需要特别注意这几人与宋教仁的关系，以及应夔丞与陈其美的关系，如此方能确定他们各自与宋案案情的牵连程度，从而彻底破解宋案谜团。然而，我们看到，百余年来的宋案探究，除了对袁世凯与宋教仁的关系有较多讨论外，上述五组人物关系均极少为研究者深入讨论，甚至完全不被关注。围绕袁世凯与宋案的关系，仅有廖大伟写过一篇专题论文；而围绕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各自与宋案的关系，竟没有一篇专题论文，无怪乎宋案谜团一直不能解开。

因此，研究宋案必须考虑案情的复杂性，应当按照案情各环节发展的自然顺序，以厘清案情演变和相关人物之间的关系为讨论重点，步步推进，而不应将案情简单化到直接以探求刺宋主谋为目的。如此方有可能最终破解宋案谜团，确定刺宋主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