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玄学清谈（第2/8页）

当时，向秀已经做了《庄子注》，只有《秋水》《至乐》两篇未完成，按史上记载，“郭象者，为人薄行，有隽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

也就是说，郭象把他人著作窃为己有，又加了点东西，最后郑重地署上自己的名字。由从容不迫、不动声色这个角度看，他确实是个晋人。

但是不是就因此否定了郭象呢？

别。

因为郭象，还真是有才华的（当时名士庾敳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郭子玄何必减我庾子嵩”）；因为他随便加的那点东西，竟字字珠玑，哲思深邃得把前辈都给撂倒了。

这样说吧，郭象在老庄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其思想尤其对当时人们的山水审美有大推动，而投奔自然又是魏晋名士极重要的一个精神和生活内容。

有人说，在魏晋名士所依赖的老庄哲学中，不一直存在着“自然”的命题吗？

还真不是这样。因为，老庄哲学中的“自然”，指的并非是山水自然，而是精神上的一个概念。

何晏、王弼“贵无”，裴“崇有”，郭象偏向于“崇有”，而又提出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独化说”。他认为，“无”不能生“有”，“有”也不能生“有”，天下万物的产生与变化，都是绝对独立的，这也是他重视“个体”并进一步推崇“形”的原因。

在郭象之前，玄学家们认为，“形”作为外在的东西，既不是事物的“性”，更别说是“道”了，所以是需要被超越的。

郭象反对这一点。

他认为“形”不是事物的外表，也不是“个体”的一部分，而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整体。

郭象认为“形”即全部，甚至就是“性”，就是“道”，就是事物之本；而形之美，即事物内容之美。

这个玄学理论直接导致了东晋名士对山水之美的大发现。

将无同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阮宣子即阮修，阮籍之侄，风格高简，善谈好酒：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

阮修后官至太子洗马，死于永嘉之乱。

他认为老庄与儒教没什么不同，他的一句“将无同”，让太尉王衍觉得很好，招其为部属。因为只说了三个字即得官，所以他被称为“三语掾”。

卫玠听说这件事后嘲笑阮修：“说一个字就能被起用，又何必说三个！”

阮修答：“若为天下人所推崇，又何必说一个字呢，什么都不说也可被起用。”

卫玠一愣，遂与之热烈拥抱。

也许卫玠抱错人了。

《晋书》也记载了这个故事，但主人公分别是阮瞻（阮咸之子）和王戎。这一说法比较可信，因为以任职时间推断，王衍为太尉时，阮修早已为官多年。

到底是谁说的不重要，叫人关心的是“将无同”这三个字。

“将无同”是个左右摇摆的词。魏晋名士回答问题时，不喜欢直接说“是”或“否”，而喜欢用“将无”这个口头禅，用不确定来说明大致的肯定。

“将无同”在这里的意思是，大致可以解释为：“恐怕是一样吧。”

对魏晋玄学，尤其值得注意一点：如何看待老庄与儒家的关系。是截然对立，还是于本质上是相同的？

“将无同”被认为是当时的名士对玄学的新认识，是一种更为超脱的看法，以为玄儒相通，儒教于本质上也是“自然”的，所以不应“越”儒教，而应“顺”儒教，也就是“顺”自然了。

洛水优游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春夏之季，游于洛阳郊外，依草偎花，卧谈玄理，这是西晋名士们重要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据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洛水之畔的这次聚会也不例外。

王衍，这位被认为风姿“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的名士是右派；裴和张华在总体上都倾向于儒家名教，对口吐玄虚、不遵礼法的做法相对比较反感，属左派；王戎早年虽跟阮籍等人游于竹林，并为“竹林七贤”之一，但总体上来说属于中间派。

都到了，按理说应该发生激烈的辩论，尤其在王衍和裴间。

裴，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官至尚书左仆射，反对王弼、何晏的“贵无论”，著有《崇有论》，自生“有”，而非从“无”中生，认为《老子》的本质讲的是万事皆有“本”而勿忘“本”，并非玄学名士理解的“本即无，而贵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