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高德美誉（第3/18页）

在东汉后期，名士间交游互访，彼此品评，是一种新风，不但时尚，而且对士人声誉的提高具有实际作用。

李膺和郭泰，就引领了这种风气。

汉桓帝末年，时为河南尹的李膺，弹劾前北海郡太守羊元群贪污。羊买通宦官，反定李膺之罪，引起清流朝臣和太学生的抗议。汉桓帝宠幸宦官，但有时候也懂事，很快就赦免了李膺。

李膺再拜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是监察官，主要职责是监察京城洛阳及周边之事。但凡出任此职的人，往往都具备秉公执法、不畏权贵的特点。

李膺当然更是如此。

当时，权宦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暴无度，枉杀孕妇。李膺正欲对其调查，张朔闻风逃至京城，藏在哥哥家的空心柱中。李膺得报后，马上带人破柱捕之，得口供，立斩之。

张让向桓帝告状，桓帝只好把李膺叫来，不过自然不能使其屈服。

此后，宫中大小宦官即使休闲日也不敢出宫，桓帝问缘由，答：“畏李校尉。”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有宦官犯罪被清流大臣惩治，桓帝在谗言下反治大臣之罪。太尉陈蕃劝谏无效。此时，李膺亦在惩处宦官党羽时遭诬：“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这一次，桓帝将李膺等人下狱，陈蕃亦被免去太尉一职。

外戚窦武，身份虽显贵，但为人正直，想方设法营救“党人”。此时，一些宦官也恐祸及身，见好就收。经大赦天下，诸人被放出，但李膺等“党人”，以及亲族、门生，都不得为官。这就是东汉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后不久，汉桓帝死，汉灵帝即位，陈蕃官复太尉，在其努力下，李膺等人又被朝廷起用。但不久后，洛阳发生政变，陈蕃和窦武都死难。

李膺虽继陈蕃之后，为天下士人的领袖，但又一次被罢官。

李膺在职时，因乐于提携德才兼备的后生，年轻士人到洛阳都以能被其接见为荣，这在当时被称为“登龙门”。被接见者也会因为李膺的品评而身价百倍。或许是李膺的影响力太大了，搞得一些专权的宦官心里不踏实。

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为彻底压倒和消除清流朝臣的影响力，诬其为“钩党”，罪名是“相举群辈，欲为不轨”，李膺等人被下狱处死，其他幸免者也遭到打击。

宦官通过皇帝的诏书，禁止这些名士的门生故吏、族子兄弟出仕为官，导致“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为“党人”，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陈蕃先死，李膺再亡，在洛阳学界享有盛誉的太学生领袖郭泰亦退隐山西故乡。李、陈的门生都被禁了官路，想出仕也没希望了。

第二次“党锢之祸”后，清流朝臣挽救东汉危亡的努力实际上已宣告失败。

在这种严酷的背景下，很多士人不得不选择归隐与放旷，普遍的人生选择造成社会的集体转向，导致了儒学在东汉末年的彻底崩溃，或所谓“盖魏晋人之一切风气，无不自后汉开之”！

最初的名族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东汉朝廷上的“清流”在与宦官的较量中失败了。但是，地方上的那些名族却没有消沉下去。

除百年积累的名望外，最关键的是：世家大族们精通儒家经史典籍并掌握着解释权（家学），保持父子兄弟累代相传的道德和家族的风格传统（家风）。凭借着深厚的家风家学，他们让“士”的分量越来越重，最终开辟了由东汉末年到唐朝末年的七百年士族政治之路。

名士家族的家风家学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士族赢得包括皇帝在内的全社会尊敬的重要原因。唐朝初年，崔、卢、郑、李为什么在没有高官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全国四大高门？就是因为绵延不断的家风和家学使他们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先说本条中的陈太丘，即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今河南许昌）人。

汉末魏晋时的河南颍川，可谓真正的人杰地灵。颍川陈寔，则是东汉后期一个士人的典型。这种典型说的是，他官职虽很小，但由于具有高德，所以名声极大，与同在颍川郡的名士钟皓、荀淑、韩韶合称“颍川四长”。

生活在桓灵时代的陈寔，小时候就非常爱学习，后被县里推荐到洛阳太学读书。学成后，他回家乡当了亭长。不久后，被提拔到山西闻喜做官，干了一段时间又调回河南，出任太丘即河南永城的主官，大家敬称为陈太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