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吴三桂的“三患二难”疏

清军在初定云南期间可以生龙活虎地撵着明军的屁股追打，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托永历的福，因为，永历逃离昆明时，给他们留下了可供十万大军半年之需的粮食。

可是，这半年时间一过，清军就撑不住了。

要知道，无论云南还是贵州，地多丘陵、土多贫瘠，物产本来就不丰，经过这场大规模战事，百姓流离失所，地方破坏严重，筹集粮草非常困难。

此外，满洲兵将来自关外苦寒之地，难以适应西南边陲气候。

顺治十五年春天一过，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征南将军赵布泰等人天天叫苦不迭，闹着嚷着要班师回京休息。

可以说，撤返大批满洲兵将，已经成了必然。

但考虑到必须斩草除根，清廷通过兵部会商，由经略洪承畴负责西南总体部署，多尼下固山额真宜尔德负责镇守省会昆明，任平西王吴三桂为统帅，以汉军和绿营兵为主，会同固山额真卓罗带领的少数满洲兵入缅擒捉明主。

受此重任，洪承畴不喜反忧，因为他知道，以现在清廷的财力论，根本不足以支持大军向缅甸进兵接。

他上疏备陈云南地方“蹂躏至极，兵火残黎，朝不保夕。粮米腾贵，买备无出，军民饥毙载道，惨难见闻”，又称李定国等“逃窜猛猛、孟艮等处”，“而各路土司、伪营残兵各私受定国伪札、伪印，歃血立盟，伺隙起衅，已屡见告。兹若一闻大兵西追，势必共思狂逞，避实突虚，以复窜内地。彼时追剿大兵相隔已远，不能回顾，而云南大兵又以驻扎省城，未能远追，倘致巨逆窜逸，所关匪小”。所以，认定短期内不宜出兵缅甸，要进兵，起码得等顺治十七年秋收以后。

为了减少开支，他建议：只留部分精锐满兵由卓罗统领驻扎省城，吴三桂的军队则分驻于迤西永昌、顺宁、云州、景东各要害处所，以防残明势力出现反弹。

一句话：“须先有内安之计，乃可为外剿之图。”

这么一来，从顺治十五年到顺治十六年两年内，西南并没有大的战事，避难于缅甸的永历等人暂时是安全的。

当然，洪承畴使用了许多下流龌龊的手段或恫吓，或诱使，恩威并施地逼迫缅甸当局主动交出永历、沐天波等人。

但这一手段并未收到如期效果。

顺治十六年十月，洪承畴左眼失明，右眼严重白内障，无法视事，只好解除了经略职务，返京调理养病。

接替洪承畴剿捉永历、总管云南军民事务的是吴三桂。

吴三桂大权在握，脑子里面想的是继承明代沐氏家族世镇云南的地位，以“云南王”自居。

他在洪承畴回朝复命之前虚心请教“自固之策”，洪承畴的回答简洁有力：“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

于是，顿首受教的吴三桂就不能让西南局势继续沉寂下去。

他极力主张继续用兵，以扫灭逃入缅甸的永历帝和南明在云南一带的残余势力。

可是，清廷政府实在是有心无力。

虽说在顺治十五年已撤回了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征南将军赵布泰所部八旗精锐，但云南的军费开支仍然是全国之最，给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

据户部统计，单就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省该年的俸饷银高达九百余万两。

而以顺治十六年、十七年国家征收的课银为例，分别为二百六十六万六千二百三十两、二百七十一万六千八百一十六两。国家两年的课银收入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云南一年的军费开支！

这可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残酷现实。

浙江道监察史季振宜就上奏痛陈云南军费之重，说：“如云南兵饷以千万计，闽、浙兵饷以百万计。今以滇南初服，委之平西王，令其便宜行事。该藩兵力原厚，而满洲、绿旗兵丁复屯数万，其间更番往来，经历数省，供亿夫船粮糗，所费不赀，其不独云南困，而数省俱困矣。”

是啊，云南之外，其他各省驻军也同样在不断伸手要钱，朝廷怎么吃得消！

为此，户部专门做了详细报告，说：政府目前“国赋不足，民生困苦，皆由兵马日增之故”，且云南所需粮饷尤多，“以致各省挽输，困苦至极。合计天下正赋，只八百七十五万余两，而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竭天下之正赋，不足供一省之用。该省米价，每石至二十余两，兵民交敝，所系匪（非）小。平西甲兵素称精锐，今或撤满兵，或酌减绿旗并投诚官兵，应敕兵部酌议，务部永远可行”提出了裁撤兵员的建议。

随着时日的推移，清廷也觉得天下已经大定，逃入缅甸的永历帝和避入边境土司势力范围内的李定国、白文选等人不过是爝火余烬，再假以时日，自然自熄自灭，无须再耗费兵马粮草予以征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