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廷辨

庆历二年春正月庚戌日,初五,赵祯御文德殿,大早朝。

正殿早朝,更多的是礼仪性的,在京官员,无论匣务不匣务,全部上朝。皇帝每隔一段时间在所有官员前露面,表示自己身体正常,国家运转正常,避免猜疑。在这种大早朝上面,原则上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奏事。这样做的制度意义,是表示朝廷大政没有被皇帝身边的人把持,真有意外,可以在大朝会上当众揭穿。当年宫中失火,吕夷简一定要让刘太后请赵祯出来露一面,才肯带着百官离去,便是出于这个原因。

徐正站在角落里,都看不到儿子站在哪里,心里还是无比的自豪。小时候不成器天天闹腾的那个混小子,谁能够想到有今天,站在了百官的前头。上朝前知道自己的位置看不到儿子在哪里,徐正特意打听过了,徐平的班位在赵元俨和晏殊之后,百官第三位。

赵祯升座,群臣行礼如仪。起居告谢毕,轮班奏事。

前殿一般不议大事,因为这种大朝会礼仪繁琐,时间紧张,参加的官员又太多,大事议不清楚。议的多是日常事务,大臣上前禀奏,赵祯可与不可,不能决定的由小黄门把奏章收入袋中,带回宫中处分。政令必出中书敕令,疑难大事赵祯一个人也决定不了。他冒然一个人做决定,手诏被宰相给退回来,不是什么好事。

明朝之后不设宰相,哪怕后来出现大学士,清朝出现军机大臣,实际行使相权,也都不是宰相。没有政令必出中书,只能用敕,军令必出枢密院,只能用宣命这两条,权臣的势力再大,哪怕能决定皇帝的生死,宰相也不是政权决策班子中的一分子,而只是皇帝的下属。宰相班子是国家实际的治理者,是由制度来保证的。

第一班宰臣,晏殊和徐平带几位参知政事上殿。奏的都是已经决定的事情,主要是徐平将要使要的官员职的升迁,如叶清臣进龙图阁直学士,李参直史馆,诸如此类。

第二班枢密院,吕夷简带枢密副使上殿,奏西北的军事安排。

第三班三司,程琳带三司副使上殿,奏今年的财政安排大略。

第四班开封府,任布上前奏春节期间开封城内事。

第五班审刑院,宋庠上前奏讼狱。

自西北乱起,前殿奏事只有五班,五班奏毕散朝,不能超过辰时。大朝会御史中丞要监察纪律,是不上殿奏事的。

最后礼仪性地问群臣有无别事要奏,众人都已经准备退朝了。

正在这时,排位极靠后的司马光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捧笏抗声道:“臣司马光,请与集贤相公廷对!相公欲一道德,此根本大政,关万民疾苦,天下兴衰,不廷对,何以服百官!百官不服,何以临百姓!”

赵祯已经要起身了,只好又坐了下来,看了一眼下面站在前面的徐平。

徐平神色淡然,捧笏出列:“臣愿对!”

此话一出,准备走的百官精神一下子提了起来,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就踮起了脚。

廷辨是宋朝对政治大事的讨论方式之一,而且是最激烈的方式,除非是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大政,不然不用。这是一场由在殿内的朝臣全部参加的大辨论,涉及到的人多,讨论的事情特别重大,观点也尖锐,大多数廷辨都会从早到晚。甚至思想争论激烈的时候,一次不行,在短时间内多次进行。

廷辨这种大事,大多数的官员一辈子也碰不上一次。

用徐平前世的政治制度比较,这就是执政党内部关于国家根本大政的大辨论,议会制国家的议会辨论,一党制国家统一思想之时的大讨论。

一道德,就是统一政治立场,确定政治原则,统一思想。这么大的动作,没有人反对是不可能的,徐平早有准备。徐平携西北大胜的军功回朝拜相,很多人慑于威势,在榜文帖出来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前,没有站出来罢了。今天不廷辨,早晚一天会廷辨,要一道德这是不可避免的。此时官职尚低微的司马光第一个站了出来,并不出徐平意料,历史上王安石一道德,就是他反对得最激烈。

一道德不是逼官员站队,如果最后搞成官员站队,一道德实际上就失败了。这就是思想的大辨论,不辨明白,强行推下去是没有用处的。历史上王安石变法,在一道德的时候实际上是失败了,他强行推下去,立新学,以新学取进士。让满朝官员站队,与自己思想相同的就用,不相同的就贬。最终的结果,是造出了一个旧党,最终上台来斗他。

政治立场、政治制度、政治原则、施政举措不是凭空来的,都有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文明的特性。如果没有找出这个逻辑,就说明文明还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

这个年代决定着政治的逻辑,就是韩愈和柳宗元的性情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