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4页）

这是两位抗金英雄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晤。

李纲与宗泽，彼此慕名已久的两个人一见如故，谋面恨晚，把酒长谈了近两个时辰。在军国大计上，两人所抒之见解出奇地一致，而对于新朝的前途，他们也都同样地深存忧虑。赵构是何等样人，宗泽已由其言行中看得分明。李纲虽被委以宰相重职，然而从诸多迹象中，亦已感到了新朝的政治格局和方针不容乐观。这种感受不便明言，两人只能心照不宣地互嘱珍重。

宗泽此次前来应天府，还特意带上了甘云。李纲得知甘云在开德十三战中大显身手、屡建奇功，异常欣喜，叮嘱甘云好好向宗帅学习战术战法，以期能够成为一名真正堪负重任的大将。宗泽自知其毕竟已是风烛残年，抗金卫国任重道远，这副重担很快就需要由年轻人来承接，对甘云等后起之秀亦多有栽培之意。此后甘云随宗泽驻守汴京，在肃匪御寇的惊险战斗中叠有建树，被不次擢升为统领武职。照此发展下去，他是大有希望成长为像岳飞那样的一代名将的。

令人痛惜的是，一年之后，年届七十的老英雄宗泽壮志未酬抱恨终天，汴京留守一职由心术不端的杜充接任。甘云因不满杜充出于排除异己的目的出兵剿灭已经接受了招安的民间抗金武装的行径，竟被杜充以谋反罪悍然逮捕杀害，遇害时年仅二十四岁。

李纲上任后做出的又一个大动作，便是呼吁惩办逆首张邦昌了。

李纲与张邦昌从来便互相瞅着不顺眼，尤其是在战与和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屡屡针锋相对，早就冰炭不容。事实证明，对于城破国亡之祸，作为一味主张屈膝求和之首要分子的张邦昌，断然难辞其咎。不过单从这一点来讲，李纲认为，尚属政见错误范畴。尽管后果极为严重，也还只能说是误国而非叛国，内中尚有可赦情由。

但是张邦昌公然建号称帝，其性质可就完全不同了。李纲头脑中的节义观念极强，认为天下万罪唯此为大，大宋出此败类，实乃奇耻大辱，对此叛国大逆，必须明正典刑。

这个观点，李纲在其十议之议赦令、议僭逆、议伪命三札中已经申明。因见赵构未置可否，他又专门具札再奏，坚决不同意将此事不了了之。并且声言，谁有不同议论，他愿与之廷辩。百官中多有主张严惩张邦昌者，皆因觑得赵构态度暧昧，未敢贸然出议。既然李纲毫不妥协地挺身擂响了讨逆战鼓，朝野上下的声援浪潮，立时便风起云涌。

这一下子，把张邦昌搞得方寸大乱。

此前，由于张邦昌已围绕着赵构下足了功夫，并且听吕好问透露说，赵构对他的表现还比较满意，正在考虑给他以适当的封属，大约可望位列太傅，他那颗忐忑之心业已安放下了十之八九。所余之一二可虑者，是李纲被赋予的职权太重。这个政坛老对手如今居高临下一语千钧，对他是个不小的威胁。不过话说回来，李纲既蒙如此厚重的皇恩，理当不至于过分地违背圣意。不识这点进退，还当什么宰相。所以张邦昌认为总的来说，麻烦固不可免，但应当也不会太大。

岂料李纲偏偏就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明明看出赵构有意庇护他张邦昌过关，却依然装疯卖傻，不依不饶，似乎舍此便显不出他姓李的是大宋王朝的第一诤臣。这就麻烦大了。

张邦昌深知，李纲这个人具有极强的煽动性。想当初他罢官在家，尚能引爆一场声势浩大的二五请愿，现在他高居相位，其能量又何止百倍于昔。如果坐视事态进一步扩大，恐怕连赵构亦未必能支吾得住。所以一时间他是惊惧交加，一颗心忽悠一下又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他赶紧左右奔走，去向中书侍郎黄潜善、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和尚书右丞吕好问三位现任执政求援。

吕好问是他的故交，黄潜善、汪伯彦曾得过他的重金贿赂，倒是都还愿意帮他周旋。只是黄、汪二人也要给自己留后路，他们眼见李纲气势甚盛，唯恐上意有变，自家到头来猎狐不成惹身臊，只能察言观色地向赵构模糊进言，不可能跳出来与李纲公开叫板。吕好问由于本身便有就任伪楚宰执这个前科，更不敢公然替张邦昌辩护。因此这三位执政虽都不同程度地做了努力，却是收效甚微。

由于讨逆声浪愈演愈烈，且李纲已出“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之语，赵构的态度似乎也开始动摇。吕好问反馈给张邦昌的消息是“上意深焉，莫测其衷”。这一来张邦昌可真正是慌了手脚，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感，好像腊月的西北风，搅得他遍体寒彻。

万般无奈，他只好依照吕好问“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指点，不惜忍受胯下之辱，去向那个令他恨之入骨的李纲当面认罪求恕。好在从目前的迹象看，他交代给危国祥的那件事，虽然没有办成，却也不曾败露，否则连这个登门告饶的法子也使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