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3页）

凭着宗望对张邦昌品性的了解，他断定其对就任伪帝的态度，第一是不敢贸然接受，第二是不敢坚决拒绝，特别是绝不会以死拒之。因此他们无须等待张邦昌的表态，尽可径自按计划往下进行。

下一步便是让宋臣议立异姓。

越是霸道的行径，越是要扯上一块民主的遮羞布，所有的统治者都惯玩此术，金人亦无师自通。他们明明是已经内定了让张邦昌上台，却还要装模作样地走个什么“公推”的程序，以示此乃顺乎民心之举。

何栗、陈过庭、冯澥、曹辅等执政早已随同赵桓被扣押于青城，留守汴京的孙傅、张叔夜因拒不配合金人的废立行动，后来亦被拘往金营，依官序排列，主持议立异姓的事，便落到了吏部尚书王时雍的头上。

王时雍是个卖国求荣的急先锋，城陷之后为金人卖力最甚。他本以为，凭着他不顾千夫所指为金军上蹿下跳竭尽犬马之劳的杰出表现，新朝的尊位理应由他捷足先登。及至得知金将指定的扶立对象是张邦昌，而对他的安排不过是所谓“国相”，不禁大为失落，暗骂这帮金夷真正是不识真人面，狗眼看人低。

但是他不仅不敢将一丝一毫的怨恨挂在脸上，还得不遗余力地积极促成张邦昌登基。他知道，若不这么委曲求全，他恐怕连国相之位都未必能得到。而若能将差事办得圆满，给金人留下一个精明强干合作得力的印象，指不定哪一天金人瞅着张邦昌不顺眼，便会让他取而代之。因此他就努力压下心头的不快，拍着胸脯向萧庆表示，时雍坚决拥护大金皇帝的英明决定，请转告二位大帅放心，筹建新朝事宜，就包在我王某身上了。

二月十一日，王时雍召集朝廷政要赴秘书省举行“公推”。他口头上声称让诸官不拘一格，除了赵氏宗族尽可择贤而举，但在签署议状之前，却命尚书左司员外郎宋齐愈先将写有“张邦昌”字样的纸条逐次传示于众。众官员明白这事纯属做戏，又见大堂四周甲兵环立，皆神色漠然一言不发。不表示反对就是赞成，于是乎张邦昌便获得了众官员的“一致推举”。

王时雍命吴开、莫俦马上将这份“公推”议状呈送金营，他自己则亲自登门，将“喜讯”告知称病在家的张邦昌。毕竟将来要在张邦昌面前俯首称臣，王时雍尽管心里不受用，表面上还不得不套近乎。

次日，吴开、莫俦带回金将的旨意，说仅有这百余朝臣签署议状还不足以体现民意，签名范围必须扩大到京师的大小文武及各界代表，并且限定于十三日前操作完毕。

王时雍立即照办，命御史台连夜通知城内除张邦昌及已签过议状者之外的所有职官，包括业已免职卸任致仕的官员，以及僧道耆老三教九流等众，十三日清晨齐聚宣德楼集议，然后分赴各议所签状。敢有逗留躲藏不赴现场者斩。并命开封府派出大批兵丁捕快进行督察。开封府尹徐秉哲和京城都巡检范琼皆为“识时务”之“俊杰”，城池一破即树降旗，此时这一文一武便成了王时雍的得力臂膀。

在王时雍的威逼胁迫下，有数千名官僧士庶在指定的时间和秘书省、大晟府等指定的地点，具名签署了“强烈要求”推戴张邦昌为君主的“请愿书”。

得到这个结果，金将们表示比较满意。王时雍在如释重负之余，也颇有几分自得。他认为通过成功地操作此事，完全可以证明他是个具有呼风唤雨之能的政坛干才，足以奠定他在新朝中举足轻重的铁腕地位。

可是事情却不似他想象得那么简单。满朝文武虽然迫于淫威暂时任其摆布了一回，但内心里不甘屈服或恐惧报应者大有人在。“公推”过后，各种反抗事件频发。前少宰唐恪在签状回府后，因内心负罪感沉重而仰药自尽。御史中丞秦桧对王时雍那种得志便猖狂之态极为反感，对尊张邦昌为帝一百个不服，签过议状越想越憋气，回到御史台便另写状书，请求仍立赵氏为帝。这是秦桧在其政治生涯中所留下的唯一一笔亮色。

反抗意志最为坚决的阁门舍人吴革，则与监察御史张所、太学生朱梦说等人密谋了武装起事。他们打算秘密联络军民，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汴京四壁，诛杀王时雍，进而挥兵直捣青城及刘家寺，夺回徽钦二帝。可惜由于在准备过程中风声走漏，预定计划未能实现。吴革于紧急间孤注一掷，带领仓促召集起来的三百人马去攻皇城，终因兵力过于单薄，在金水河西被伏兵于此的范琼全数斩杀。

张邦昌可要比王时雍老谋深算得多。他懂得，人心可以被收买，但很难被压服，而且是越压越不服。在那所谓“一致拥戴”的假象背后，指不定隐藏着多少可怕的东西。上述种种反抗行为的发生，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所以当王时雍将第一次“公推”的结果告诉他时，他即明确表示，“邦昌不堪此任，还望另择贤能”。王时雍以为张邦昌在故作姿态，未将其言当真，还一个劲地恭维他是“名高今古，学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众美，匡济社稷，舍公其谁”。弄得张邦昌这个惯受阿谀的人，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