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3页）

李纲的心情却不似岑良胜那么松快爽朗。罢官不数月便被重新起用，说他一点不感到兴奋，那是假的。然而正由于此，国势之危可想而知。因此李纲的心头一时间是喜忧交集。

阅过蜡书，李纲急切地向信使询问了有关情况。得知康王赵构有幸脱身京外，且已被委为有权号令诸军的河北兵马大元帅，他的心里方觉踏实了一些。他不曾与赵构打过交道，但听说过这位年轻的康王出使金营时毫无惧色的不俗表现，对其想当然地留下了一个智勇双全的印象。宋军在两河的兵力部署李纲是了解的，他估计，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亲王统一指挥各部，就近提兵入卫，足堪与金军一拼。却不知赵构的行为与他的设想，其实是大相径庭。

事实是，在相州开了大元帅府后，赵构即在汪伯彦的建议下，移师金军已然过境的大名府，并紧急传檄河北各府、州、军守将率部向大名府集结。

各路兵马奉命会合于大名府者不下六万之众，其中带去兵将最多的，是河间知府兼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黄潜善的拍马奉承功夫不在汪伯彦之下，亦被赵构任命为副元帅。

得此重兵后，赵构只拨付五千与宗泽，命其率本部及这五千兵马统共约万把人西取开德增援汴京，而他本人则与汪伯彦、黄潜善等带领大队人马，以相机而动为名避往东南方向的东平。宗泽及陈淬、刘浩等将领提出异议，赵构的解释是，如此调度乃出于战略需要。而其战略为何物，只有天知道。

这个情况，远在潭州的李纲既无从得知，也意想不到。后来事情的来龙去脉流传开去，李纲感到当时赵构的措置很成问题。更有人怀疑赵构从那时起便已萌生异志。但彼时赵构已经面南称孤，谁敢回头翻旧账，除非吃了豹子胆。

有赵构在河北为帅，虽说让李纲放心了不少，对朝廷赋予的使命，他却依然不敢怠慢。李纲在骨子里就不是个甘隐泉林孤芳自赏的桃源逸士，他的归去来兮之态，纯属无奈下的自慰，一朝权柄在握，壮志未酬誓不休的劲头便顿时恢复如初。他让州官辟置了办公场所，马上就铺开摊子，着手筹备勤王事宜。

但这事办起来却不顺手。地方官员们从上到下都推三阻四，态度漠然。

岑良胜这些日子与李纲处得关系较近，干脆便直率言之，说李大人不必将此事看得太认真，我们曾两次接到过勤王诏令，结果两次均是半途而废，落得个劳民伤财怨声载道。这次恐怕也是那么回事。别看今日催得急，说不定明天就变卦。所以李大人只需做个样子足矣，免得到头来空忙一场。

面对朝廷朝令夕改种下的恶果，李纲只得耐心化解，对众官员承认，前者朝廷确有自相矛盾处，对他们怀有怨气表示理解。但同时亦严肃指出，大家绝不可因噎废食，这回的情况非同以往。如果不是万分危急，朝廷断不会这么快便召我李纲回京。事关社稷存亡，不容作壁上观。如果误了大事，谁也吃罪不起。

经过他软硬兼施地反复说服，荆湖南路帅、漕、宪、仓四大监司以及潭州衙门的各级官员才逐步被动员起来，开始有所动作。但这也主要是为了给李纲一个面子，或者说是不愿与李纲把关系搞僵，所谓抗敌救国的热忱和责任感是谈不上的。

李纲本想力争在一个月内完成起兵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而现实状况却远远难以如其所愿。宋朝的军队，风平浪静时看上去，似乎是个威风凛凛的庞然大物，一动真格的，马上便暴露出千疮百孔，颇似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浑身上下全是毛病。

首先是兵员问题。宋朝实行募兵制，所募之兵轻易不脱离行伍，业已老弱病残尚在军中充数者颇众。一支千人之旅里，真正可上阵拼杀的兵勇能有五百就算不错。

其次是马匹问题。对付纵横驰骋于北方平川的敌寇，没有强大的骑兵，很难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中国盛产骏马之地，一在蓟北，一在河套，内地养马不易，南方温湿地带养马成本更高。而宋朝自开国以来，就一直未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鼓励养马的政策。锐意改革的王安石曾想出过一个民间保马法，却因施行起来弊端太多，最终变成了个馊主意。所以每逢战时，战骑告缺便不可避免。

兵器问题也很大。宋朝的冶炼技术和兵器制作水平，原是领先于世的，但因腐败之风甚嚣尘上，各行各业都在作假，兵器行业亦概莫能外。制作司的监造官员只要是得了好处，便装聋作哑一切不问。将士们手里的家什，有不少是粗制滥造的赝品，刀刃一砍即崩、箭镞不出百步之例比比皆是。持着这等武器上阵，纯粹是去送死。

还有粮草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带甲十万，日费千金，这是最起码的军事常识。宋朝不似唐朝那样准许州郡自储钱粮物资，而是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地方上所有的财物所得，必须全部转运朝廷。设在各路的漕使，又称转运使，便是专门监管这件勾当的。这样一来，京师自然是富甲天下了，但地方上一旦有需求，急切间却无可调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