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3/4页）

老太监张迪瞅着这种状况不对，深恐因此酿成大变，曾小心翼翼地劝谏赵佶慎行诏令，却受到了对赵桓窝火甚剧的赵佶的严斥。他不敢再多加置喙，只能在私下里暗暗担忧。

赵佶在江南的所作所为反馈到汴京，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赵桓的极大不满。

赵桓觉得他这个太上皇父亲的行为真是太霸道、太过分、太不成体统、太没有道理了。当初是谁铁了心不想再当这个操心受累的大宋皇帝，痛哭流涕要死要活地非将那块玉玺像甩鼻涕一样甩到我手上不可的？如何转眼之间你又要重操权柄，凌驾在我头顶上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啦？你这样自行其是地瞎折腾，让我这个皇帝怎么当？这大宋的天下究竟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这个太上皇说了算？

想到这里，赵桓就不仅是不满，而且是不安起来。他如惊兔般警觉地意识到，这似乎是赵佶打算夺回皇权的一个先兆。

假如赵佶果真有此企图，事情的性质就严重了。

不错，当初赵桓是百般推脱，不想那么仓促地接手皇位的，被迫答应即位后，还曾一度十分后悔。但此一时彼一时也，这顶皇冠既已戴上，再让他摘下来他可就不会心甘情愿了。数月以来，赵桓虽然饱尝了作为一国之君所要承受的种种沉重压力，却也充分领略了由于手握极权而得到的无与伦比的至尊感受。权力这东西就是这样，未曾拥有它时也便罢了，一旦尝到了它的甜头，便没人再舍得将它抛开，更何况是这至高无上的皇权。如今的大宋疆土上已是兵息戈止海晏河清，抵抗强虏挽救危亡的压力已经解除，这太平皇帝的宝座何其乐哉，谁不愿坐？凭什么要把它再拱手还给你赵佶？

在赵桓的思想上，这座汴京城是他豁出性命来保住的，他赵桓对于宗庙社稷百姓万民功莫大焉。就凭这一点，这个大宋皇帝他便当之无愧。临阵脱逃的赵佶如今若生夺权之念，实乃是厚颜无耻天理难容。

朝廷内外的大小官员，对赵佶的做法也都相当不满。江南各州府的地方官们既不敢违抗太上皇的诏令，又怕皇上怪罪，被挤对得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而且赵佶在镇江骄奢淫逸大兴土木苛敛百端挥霍无度，平均一日之花费即达六千缗，月费高达二十万缗之巨，早已搞得他们苦不堪言难以招架。日耗六千缗是个什么概念？当时宰相的月俸为每月三百缗。赵佶一天的花费竟比一个一品大臣一年的薪金还多出了几乎一倍，岂能不搞得怨声载道。于是便有胆大者不顾赵佶的禁令，私下里上书朝廷，请求皇上颁旨统一政令，免得造成混乱。还有人干脆直书请求制止太上皇干政。

朝中的大臣同样认为不可放任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否则必致内乱丛生祸起萧墙。徐处仁、吴敏、李纲皆有奏折呈递，敦促赵桓从速解决。张邦昌自忖倘若赵佶复辟，必是童贯、蔡攸、高俅等人重霸朝纲，对他并无益处，亦积极向赵桓进言，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绝不可坐视朝廷政令不能畅行于江南。

由于面对的是自己的父亲，赵桓应付起来原是心里有点发虚的。见到各地各派的官员如此一致地支持他巩固皇权，他的底气充足起来，便下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

如何解决？意见不一。

某些性急的大臣奏请赵桓直接降旨拨乱反正，理直气壮地废止太上皇私自发布的一切政令，使南北军政调度速归统一。张邦昌却担心这样做未免过激，一点脸面都不给太上皇留，太上皇岂有不雷霆震怒之理？况有童贯等阴险狡诈之徒追随其侧，倘若唆使太上皇南迁江浙或西走剑南据险自立，岂不是麻烦大啦？对此，李纲之见倒是与张邦昌合拍。李纲认为现在应当做的事情，是尽力去消除而不是去扩大皇上与太上皇之间的裂痕。可是要限制太上皇弄权，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在同太上皇叫板，如何才能既解决问题，又不激化矛盾呢？

正在这时，传来了赵佶已由镇江动身北还的消息。但是到了南都赵佶便止步不前了，据说其下一步是要去亳州太清宫进香。再下一步意欲何往，不得而知。大臣汪藻便献计，可乘此时机，遣使去迎接太上皇返阙。

赵桓聚众议之，皆以为此计可行。南都距汴京不过三日路程，遣使前往迎驾合情合理。“皇上切盼上皇銮舆早归宫苑，以尽孝礼于晨昏”，这个理由也很正当。太上皇既返，必当复居龙德宫。龙德宫是个养老的去处，居于其内焉能干预得了朝政？问题不就声色不动地迎刃而解了吗？

此计不错，但还有个问题：万一太上皇不肯就此返阙怎么办？

赵桓面对层出不穷的难题不胜其烦，焦躁地发话，不肯返也得返，否则太上皇万一取道西去，又不知将生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