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3/4页）

听了这话，李纲方知种师道也是无辜，乃忙拱手致歉，请种师道原谅他的误解。种师道并不介意，他说，李右丞言之不谬，何歉之有？只是朝制如此，大家俱属无奈罢了。胸中的芥蒂一说开，两人感到彼此的关系倒是更贴近了一层。

他们进一步交换了一下意见，一致认为，为确保今后军事行动的统一性，应当对今夜擅自出兵导致宋军大败的肇事者严肃追究责任。

肇事者是谁？是皇上赵桓和都统制姚平仲。皇上的责任是没人能追究的，那么便只能追究姚平仲了。

姚平仲是这场祸事的始作俑者，拿他是问也不冤枉。就算是没打败仗，种师道对其故意绕过宣抚司、径自向皇上奏请改变作战计划的做法也非常不满。他就命亲兵立即将姚平仲传来问话。谁知几名亲兵到姚平仲部溃兵的集结处来来回回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姚平仲的踪影。

原来姚平仲自知此败非同小可，回去必受严惩，而到那时，皇上是不可能出面为他开脱的，相反倒有可能老羞成怒，将所有的责任一股脑儿全扣在他的脑袋上。他不想自投罗网，于是便在混战中趁乱杀出敌阵，扔下部队单骑遁去。据说他后来由陕入蜀，隐居深山终生未出。曾有采药者于山林中偶遇，与其有过接触，言其紫髯数尺，寡言少语，行动敏捷。其身背着一个斗笠，斗笠上书写着一个很大的“恨”字。

寻找不到姚平仲，造成这场败仗的责任便无从追究了，这使李纲和种师道都甚为憋气。然而后来这个罪责居然被扣到了他们两个人的头上，这却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当时李纲和种师道的心思其实并没在追究责任上多花功夫，而是很快地转移到了如何挽回由于盲目出击而造成的被动局面上。在率部回城途中，李纲与种师道踏着蒙蒙晨雾并辔而行，就边走边商讨了这个问题。

李纲设想，既然劫营已然铸成大错，索性将错就错，今夜再出精兵奇袭敌营，料金军定然无备。种师道同意，认为此甚合兵法中虚实相间之道，是为可行之计。并且进而延伸了这个设想：倘今夜劫营不胜，此夜仍去劫营。而每次劫营用兵不等，或数千，或数万，让金军搞不清楚宋军哪一次是虚扰，哪一次是实攻，令其防不胜防昼夜难安。这样无休止地袭扰下去，不出十次，金军必然坚持不住，不得不拔寨后撤。到那时宋军各部通力出击，全线掩杀，可望大获全胜。

李纲点头道此计大妙，以宋军现有的雄厚兵力，完全有条件完成对金军的轮番骚扰。

对策商定，两人的情绪好转过来。回城上朝时，他们即将这个新拟的作战方案向赵桓做了奏报。在他们看来，赵桓对这个因势利导的作战方案予以允准，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是事情远非他们想象得那么简单。赵桓听了他们的设想，沉默片刻，既没拍板首肯，也未现出一丝转忧为喜之色，只是恹恹地挥了挥袍袖，让殿下众卿议之。

宋军出击失利，是个明摆着的事实，处于这样一个背景下，这场朝议对主战派显然就很不利。原先主战的大臣中，除了许翰、孙傅、何栗等少数人认为将错就错再袭金营不失为制胜奇谋，公开表示了对李纲、种师道的支持，余者多持了暂不表态的审慎态度。

而主和一方的大臣们，却大都大模大样地站将出来，旗帜鲜明地表示绝不可一误再误，坚决反对再战。太宰李邦彦更是一马当先身先士卒。

当日一大早，李邦彦得到昨夜宋军偷袭金营大败而归的消息后，立时便有一种幸灾乐祸之感贯通肺腑。这一仗真是败得太及时了，它充分证明了企图以战退敌纯粹是痴人说梦，这条路根本行不通。这是重拳打击政敌李纲的一个绝好机会，对此天赐良机，不可轻易放过。

当然，在众目睽睽下，他是不会把内心的得意挂在脸上的，他在朝殿上表现出来的，是一副沉重的痛心疾首之色。他用十分痛切的语气向赵桓启奏，由于好战者不自量力轻举妄动，昨夜一战使宋军主力丧失殆尽，更使业已形成的和谈局面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倘再姑息养奸，纵其一味玩火，则我大宋无异于自绝生路，到那时大祸临头后悔已晚，船到江心补漏难矣。说至激昂处，他甚至还当真迸出了几滴泪。

李纲见李邦彦的信口雌黄居然博得了许多朝臣的共鸣，心中非常愤慨。他当即出班严肃质问，我军的损失目前正在清点中，尚无确切数字报来，况且昨夜损失较大的也只是姚平仲一部，其余勤王兵马及行营司三军皆无大创，李太宰所谓宋军主力丧失殆尽之说来自何方？李太宰捕风捉影危言耸听惑乱人心之居心又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