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2/4页）

可是如今张邦昌不在朝中，他缺少了这个得力的盟友。其他主和派大臣虽是人数不少，却没人敢在这时出面扫皇上的兴。他李邦彦现在是孤掌难鸣。所以他在心里掂量了半天，到底未敢将还是应当坚持既定国策、继续与金军议和的主张公然说出口。他知道就是说了，也不会得到头脑正在发热的赵桓的认可。

但是他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李纲又春风得意起来。毕竟他在玩弄权术上是有点经验的，稍加思索后，他便想出了一个办法。

自从就任亲征行营使、担负起守城总指挥这一重任以来，困扰着李纲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兵力不足。开战以后，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突出。经过正月初九一整天的激战，李纲对此有了越加深切的认识。他在内心里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数倍于敌的兵力优势，长期相持下去，宋军绝对不是金军的对手。尽管招募了大量的厢兵义勇作为后备兵员，但那些人多半没打过仗，有的人甚至没习过武。像索天雄父女组织起来的那种拉上去便能顶用的民间武装没有几支。在这种情况下，如要长期坚守城池，仗必然会越打越艰难。

勤王兵马的陆续到达，使这个难题迎刃而解。所以这几天李纲情绪亢奋如释重负，大有如虎添翼之感。他认为，各路兵马理所当然地应当悉归亲征行营司节制，纳入统一的京城防务体系，从而形成强大完整的军事阵营。果能如此，若金军再敢挑衅，则无异于蚍蜉撼树了。

而李邦彦欲阻挠李纲建功，恰恰就是要在这个地方使绊子。他决心要打乱李纲统掌兵权这个想法。

这个绊子下得准确。

接见过勤王部队的将领后，赵桓将宰执大臣们留下议事，议的就是部队的指挥方式问题。这是个亟待明确的问题。从各地抵京的部队番号杂乱，归属不一，如不理顺指挥系统，便无法有效地进行协同作战。李纲已经就此具折，指出“勤王之师集者渐众，兵家忌分，节制归一，乃克有济”，并坦率地提出了“愿令师道、平仲等听臣节制”。

许翰曾劝李纲，此议慎提，以免令皇上心生猜忌。而李纲自恃是出以公心，还是直言不讳地提了。赵桓阅过李纲的奏折，起初是意欲以种师道接替曹蒙为亲征行营副使，但执笔拟旨时却产生了一丝犹豫。他想到，如此一来，就等于将朝廷禁军的指挥权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李纲手里，这样做是否妥当呢？李纲这个人本来便固执得令人头疼，一旦集天下兵权于其一身，会不会更难驾驭？于是他便暂未下诏，打算听听宰执们的看法再做定夺。

李邦彦一见皇上要议此事，心里马上有了底：皇上对李纲并不放心。如果皇上意属李纲，在金殿上当场诏令各部将帅悉听李纲节制就是了，何须召集宰执另议？

这对李邦彦太有利了，他立即做出襟怀坦荡状，毫无顾忌地首先表态道，太祖废除前朝军制，盖因太祖深谙其弊。依太祖治兵之法，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如今李纲之权，已超于枢密及三帅之上，若再将勤王之师悉交其手，即不合乎祖制，且又隐患无穷，窃思断不可为也。

赵桓本无定见，此时若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在非常时期可以打破常规，一切应以有利于指挥作战为准，对他的决断亦会产生影响。可惜没人这么提。几个宰执倒并非皆似李邦彦那样居心叵测，但对李邦彦冠冕堂皇地提出的祖制，却都是不敢不认同的。其中怀有善意者，还认为不让李纲拥兵过重，乃为令其免祸之道。

由于这些人都不懂军事，对于分散指挥权将在作战中带来的麻烦和弊病均无切实考虑，更谈不上给予高度重视，因此商议下来，经赵桓首肯，便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于亲征行营司外另置宣抚司，以种师道为签枢密院事，兼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以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各路勤王之师，以及原来驻扎在城外的前后两军，均属宣抚司统辖，驻扎在城内的左右中三军，仍归行营司统辖。

而且，在李邦彦所谓宜职责分明的建议下，赵桓特地在诏令中明确申敕，行营宣抚两司节制既分，行事独立，相互之间不得侵紊。

这样一划分，李纲非但没有得到统一指挥权，反而连原来辖下的兵马也被划走了半数，可节制者只剩了两万余人。也就是说他这个城防总指挥实际上已是变得徒有其名。不动声色地将李纲挤对到如此地步，李邦彦感到相当满意。

李纲接到诏令，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感到非常意外、非常失望、非常寒心。这种安排，使他的雄心勃勃的宏伟抱负基本上泡了汤。

他本想再上奏折力陈己见，但是思忖再三，还是压下了内心的冲动。皇上不肯将兵权悉付行营司，显然说明了对他是心存顾忌。在这种情况下再明目张胆地去上书争权，岂不是更会加深皇上的误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