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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的想法与李纲不谋而合，而且敢于将其意暗示与皇上，说明了认为非如此不能扭转政局者非止一人。这给予了李纲很大的精神支持，也增加了李纲向皇上劝禅的勇气。赵佶自元符三年登基，二十五年来把煌煌大宋治理成了这样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将其请下龙椅，实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种顺应天意民心的事情，两府的宰执们居然没人去做，那就休怪我李伯纪当仁不让了。

李纲决意去做这个出头的椽子，究其思想根源，主要的自然是基于其自幼所受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教育，却也不能排除他是看准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参政机会。如果不碰上这样的机会，他李伯纪欲想在国家大事上插上一嘴，还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甚至是一辈子都无此可能。

这算是投机吗？李纲自忖，或许是有那么点意思。可是反过来说，将此机会拱手送给你们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任何一位大臣，你们愿意接过去吗？我李纲此举纵然算是投机，那也是为国家社稷而投，而非是为追逐一己之私利，所以此机正大光明，大可一投。如此想来，李纲便越觉其行为是理直气壮问心无愧的。

当然，机会往往是与风险并存，这个机会风险很大。自古以来欲成大事者，没有不承担风险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就不能多作顾虑了。

回到宅中，李纲坐在那里静默一晌，构思好腹稿，就要执笔书写奏章。但他甫一提笔又停下来。他觉得仅仅如此写来，态度还不够诚恳，尚不足以打动皇上的心弦。略微思量了一下，他捋起衣袖，拿起刀在自己的左臂上用力一划，划出了一道长长的伤口。然后翻转手臂，将鲜血滴入砚盘。继而蘸着那鲜血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地写下了洋洋千言。这就是后来被冠名为“召赴文字库祗候引对札子”的那篇著名奏章。

吴敏在与李纲夜谈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便将李纲请求面对的意思奏与了赵佶，并大力举荐道：李纲其人颇有见地，其言其策大可一听。赵佶当即应允，传旨于当日下午在文字外库召见李纲。李纲遵旨前往，将奏章交由太监呈入后，便在库外候召。却因当日赵佶与宰执们议事甚繁，搞得十分疲惫，便将召见李纲的时间改到了次日上午，地点则改至宣和殿。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李纲终于蒙召入禁。他的奏章赵佶已于昨夜详阅。赵佶没想到，一个区区太常寺少卿，竟敢如此坦率地提出请他禅位的要求，而且还将其中的理由阐述得相当中肯。奏章里的那些毫无矫饰的诤言谏语，是从那班惯于阿谀奉承的宰执们那里绝对听不到的。这倒让赵佶增添了与李纲面谈的兴趣。由于读过奏章后赵佶在龙榻上辗转反侧了许久，此时他不免身带倦意，但见到李纲在贴身太监张迪的引领下走进大殿时，他还是努力振作起了精神，一丝不苟地正襟危坐在那里，摆出了皇帝应有的威仪。

挥退张迪和侍立在侧的其他太监，大殿里只剩下了赵佶和李纲两个人。君臣一坐一立隔案相对，就开始了一番时间不长却意义重大的谈话。谈话是以赵佶发问李纲作答的形式进行的。赵佶所问的问题，其实都可以从李纲的奏章里找到答案，然而赵佶还是想听李纲再当面说一说。由此不难看出在是否决定禅位这件事上，赵佶内心里的犹豫和矛盾程度。

赵佶以威严的口气劈头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诘问李纲，你刺血上书请求朕禅位于太子，想没想到过这样做的后果，朕指的是对你个人可能产生的后果。李纲从容回答说想到过，但微臣世受国恩，考虑得更多的是尽忠报国，故不敢因苟且于一己得失，坐视社稷濒危而缄口无言。如果皇上以为微臣言之不当，微臣甘领严惩，绝无寸怨。

赵佶紧接着逼问，照你的意思说，朕这个皇帝，是当得不够格啦？

岂止是不够格，简直就是一塌糊涂。一个称职的君主，焉能使国家腐朽到一触即溃的地步？李纲心里这么想，嘴上当然不能这么说。他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胸有成竹地应对道，微臣不是这个意思。皇上自登基以来，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种种功绩日月可鉴，无须微臣拙嘴笨腮一一列举。只因某些奸佞欺君罔上败坏朝纲，方使我大宋弊政丛生天怒人怨。如今金寇将此罪责统统强加于皇上一身，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微臣窃思，皇上昼夜操劳听政日久龙神大损，目下又无端受此指责，委实是不堪其负。所以微臣才斗胆奉劝皇上，莫若审时度势急流勇退。这样，一者可使皇上保重龙体颐养天年，二者可令国朝万象更新重振雄风，三者可以破除金军的进兵借口，诚可谓是一举三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