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第3/8页)

张普景说:“这几年我们虽然在发展,但都是白手起家,没有外援,跟国民党比实力比装备是比不了的。还是要靠人民战争,发动群众。”

梁必达说:“我同意政委的观点,依靠群众这一条任何时候也不能放弃。但是,依靠不等于依赖,解放军和八路军是有区别的,现在已经不是和鬼子打麻雀战运动战了,我们现在必须要考虑一个事实,也就是说,要从过去的游击战术转变到大兵团作战的思路上来。不完成这个转变,就要吃亏。这一仗是胜利了,但是我们要提醒部队,这次胜利有许多侥幸。一个是刘汉英的部队轻敌,他没有想到我们准备得这么充分,他在兵力使用上保守了。二是兄弟部队在山外打得很凶,从客观上牵制了刘汉英的主要兵力。三是恰好有几个分区的地方部队在集训,窦副旅长战机把握得好,主动配合来得及时。没有这几条,这次战斗,即使取得最后的胜利,恐怕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弄得不好夹生的可能都有。要召开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要对下一步的工作,形成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

张普景和姜家湖都很拥护,张普景说:“老梁的思路是对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梁必达说:“是不是可以这样,一、向纵队报告,我旅兵员亟待补充,请纵队支持我们,再从几个分区抽调三至四个连,补充到各团。本旅辖区的几个县大队,升级为乙种团。二、朱团长派出一个连,近日进驻二龙岗,对乌龙集陈墨涵部的防御态势实施抵近侦察。三、宋上大同志报告,洛安州尚有日伪留存的一批军火,现在藏在哪里还不清楚,朱参谋长要想办法。”

张普景见今天几个人意见比较一致,他和梁必达一唱一和也很默契,趁机提出来一个老问题,说:“要想尽快改变敌强我弱的力量悬殊,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瓦解敌军。老江的几个工作站要加强,要抽调一批忠于党的事业、文兼武备的好干部深入到刘汉英的心脏。”

梁必达顿了一下,没有马上表态。事实上,张普景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梁必达比较重视的问题,只不过两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却恰好是背道而驰的。

杨庭辉和八纵新任政委王兰田对梁必达有单独交待,鉴于目前敌我之间关系微妙,瓦解敌军工作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纵队联络部派遣一批干部,已经打入刘汉英部队内部,宋上大和东方闻音也将对陈墨涵部进行策反工作。这些都是高度机密,弄得不好就有自己的同志人头落地,必须慎之又慎。连张普景都一知半解,梁必达当然是不会让江古碑插手了。

在近年的工作中,如果说梁必达同张普景和窦玉泉相处尚且融洽的话,那么对江古碑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

梁必达从心眼里看不起江古碑,这倒不完全因为江古碑在“纯洁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而是因为在梁必达等人的问题甄别之后,尤其是在梁必达当上了分区司令员之后,江古碑的表现令梁必达十分鄙视。为了洗清自己,讨好梁必达,江古碑居然搞了一个材料,把当初收拾梁必达和朱预道的经过白纸黑字详细地记录下来,还把某某某是怎么说的,某某某是怎么做的,全都出卖了。

江古碑没有想到的是,梁必达对他的小报告压根儿不领情,还将材料给东方闻音看了,说:“这种人是小人,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丈夫敢作敢为,搞这种鸡鸣狗盗的小动作干什么?错了就是错了,错了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这样的事张普景就做不出来,我跟张普景经常争论,但没有一点个人恩怨。江古碑现在是看我腰杆硬了,就来投靠,可是他想错了,我梁必达不是绿林好汉草莽英雄。他现在一见风头不对,连某某某和某某某都出

卖,如果有一天我梁必达又不得势了,那他还不照样落井下石?这份黑材料烧了,免得同志之间人心惶惶疑鬼疑神地互相戒备,权当没这回事。”

这一席话,说得东方闻音好生佩服,打心眼里觉得梁必达看问题真是透彻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本来,特委改组之后,江古碑回到野战军工作,梁必达就有抵制,认为这个人品质不好,但张普景等人不知道江古碑暗地里还有动作,梁必达也没有说,所以张普景等人坚持接受了江古碑。偏偏江古碑急于表现,往往又是添乱,他所领导的在敌占区的几个工作站,近日频频报告发现奸细叛徒之类,而且一再向梁必达报告,要如何如何,弄得梁必达提心吊胆——那些所谓的“奸细”、“叛徒”,数量相当的人都是近期派进刘汉英部队、接受王兰田和梁必达单线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如果不采取措施,误杀自己同志的事情又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