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洛神赋（第4/9页）

而这时候甄宓在做什么呢？《魏略》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曹操在这一次东征时，不光带着自己老婆卞夫人，还带走了甄宓的一儿一女。一直到次年的九月，大军才返回邺城。卞夫人回来以后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很奇怪，问她说你跟你儿女离别这么久，应该很挂念才对啊，怎么反而容光焕发更胜从前呢？甄宓回答说：“有您照顾他们，我还担忧什么呢？”（自随夫人，我当何忧！）

这个心态是很可疑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随军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顾，当母亲的最多是“不担心”罢了。可史书上描述此时甄宓的状态，用的词是“颜色更盛”。注意这个“更”字，说明甄宓的面色，比与儿女离别时更加光彩照人。换句话说，自从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儿女离开以后，甄宓非但毫不担忧，反而一直很高兴。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状态会如实地反映在生理状况上。本该“不担心”的甄宓，却变得“很高兴”，说明甄宓高兴的，并不是儿女出征一事。那么她到底在高兴些什么呢？

在这之前，曾经有一次卞夫人随军出征得了小病，甄宓听说后彻夜哭泣，别人告诉她只是小病，已经痊愈了，甄宓继续哭，不相信，说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邺城，甄宓望着她的座位哇哇大哭，说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动坏了，连连称赞她是孝妇。

这两件事都是相当高明的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谦恭。就连裴松之都质疑说：“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因此这些行为说明不了甄宓是孝妇，只能证明她有智慧，工于心计。她越是处心积虑地讨好卞夫人，越证明她是在掩饰些什么，图谋些什么。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祎、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曹操的心腹王必身死。一个帝国的政治中枢居然发生了近臣叛乱，而且还是发生在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大战之时，关乎曹魏的生死存亡，这已经不能用警卫疏失来解释。

这种叛乱，必然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筹备和组织。所以它虽然爆发在建安二十三年，策划却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

比如建安二十二年。

在那一年，邺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将完成而变得特别高兴。这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什么因果联系。

那么一个大致结论便可以得出来了：甄宓，正是这一起叛乱的幕后推手。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安排好了一切，亲手种下这些叛乱的果实，然后兴致昂扬地看着它们发芽、结果。

这等规模的叛乱发生在肘腋之间而高层全无觉察，内务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曹植难辞其咎。曹植虽然贪杯，却并非庸碌之徒，手底下还有杨修、丁仪、丁廙兄弟这样的干才，可为什么还是让这起叛乱发生了？

回想起曹植在给曹叡的奏章里说的“绝缨”事件，这个事件恰好可以把这一切疑问都串起来。

甄宓很清楚曹植对自己的感情，并且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感情是可以利用的——还有什么比控制安全事务最高负责人更有效的叛乱策谋呢？

当时的邺城，曹操、卞夫人和曹丕都不在，为甄宓提供了绝好的环境。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这个多情种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钻入彀中。于是“绝缨”事件发生了，谁绝谁的缨，这很难讲，我们也无从揣测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结果。结果就是曹植玩忽职守，邺城与许都的治安变得漏洞百出。让吉本、魏讽等人从容钻了空子，以致酿成大祸。

这个贯穿整个建安二十二年的阴谋，就是绝缨事件的真实面貌。可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一些发生过的事实，而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的东西，始终还遮盖着重重的迷雾。每一个阴谋，都会有它的动机和目的。甄宓不是疯子，她如此处心积虑，究竟意欲何为呢？

要理清这个问题，我们须得从“绝缨”事件的后果开始说起。

曹丕和曹植对于太子之位的争夺相当激烈，原本曹操更倾向于曹植，好几次差点就定了他当太子，可曹植的不修行检始终让他心存犹豫。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出征前对叛乱有所预感，所以有意把镇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了曹植，算是对他的最后一次考验。如果曹植顺利通过，那么太子之位几无悬念。

但吉本和魏讽的叛乱，彻底断送了曹植的太子之路。

仔细考察这场叛乱，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特点：第一，规模非常小，参与者不过吉本、韦晃等人杂役家仆千人；第二，政治影响非常大，吉本叛乱后，曹操把汉献帝身旁的汉臣屠戮了一半。